本文在财政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以王安石的财政改革为突破口,分析北宋前中叶的财政体制变迁的情况。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北宋前中叶出现的财政危机和“积贫”的现象。由感知这些现象发现,北宋前中叶的财政危机和“积贫”其实只是中央计司财政的匮乏,而非皇帝财政、地方财政的匮乏。再进一步发现,这些现象是由北宋前中叶的财政体制的不合理造成的。第二章从三个方面——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划分、地方的机动财力和管理机构的设置,分析北宋前中叶的财政体制的不合理之处在于:一、“上供、送使、留州”三分法分给中央的上供份额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巨大的财政需求,但与此相反,地方财力相对丰裕;二、地方财力丰厚的表现有三:第一,地方军资库的留州财赋比较充裕;第二,地方的公使库拥有较大的自谋收入的权力和空间,公使钱比较多;第三,真、仁朝地方转运使向中央大量地进献羡余。三、中央内部,皇帝的财权越来越强大,通过内藏库不断侵夺计司和地方州县的财赋。第三章进一步分析造成北宋前中叶财政体制不合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国家政体和政府职能的变化的客观要求,即北宋前中叶不断加强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要求财政上相应出现日益增强的君主控制和中央集权趋势。第四章分析北宋中叶王安石的财政改革,正是上述财政体制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结果。王安石不仅帮助宋神宗加强了财政上的君主控制,使皇帝私库内藏库的财赋日渐丰盈,还另创一套属于宰相财政的朝廷封桩制度,使北宋前期中央的皇帝财政和三司财政向皇帝财政、三司(元丰后改户部)财政和宰相财政转变,也使地方财赋受中央分割的力度加大,程度加深。最后本文认为,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的财政改革,是有宋以来财政体制最深广的一次调整。此后,财政上的君主控制和中央集权的路径不断强化,影响深远。不过,出乎宋神宗、王安石等制度变迁设计者的意料的是,在中央财政过分集权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日益匮乏、艰难,不得不法外敛财,使得地方财政的非制度化现象突出,地方的实际财权逐步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