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维本质上说，汉语无法脱离汉字本源的“象喻”或“象思维”样态，而文字上的特点不能不影响到整个语言表征的风格，因而在思维方式方面逐渐形成重诗性思维的精神格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格局在总体上蕴含着诗性思维方式，从而在文本语言样式（其中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中带有浓厚的诗意化特征。《诗经》文本话语样式，其中亦包括一般诗歌文本，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诗性文化气质和气象。《诗经》等经典文本，是以“中国诗学”为理论基础，以“诗性智慧”为哲学基础的一种诗性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史上，“诗”既是一种一般性、但又是极其独特的文化现象，泛诗化使中国文化的诗性特点表现得比任何其它民族文化更突出、更鲜明。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负载了中国文化精神格局的丰厚内涵。由于文言文的语料和句法简洁，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哲学内涵和语言表征方式，具有高度凝练和生命形态比兴等特点，是汉民族两千多年来对宇宙、社会、人生价值的哲学思辨和人文精神的历史沉淀，是古代贤哲们按照客观的表象认识和阐述主观体认的世界形式，《诗经》亦然。然而，承载汉传统哲学思想语言表征形态，常常是在有意无意的“西方中心”殖民文化思想译观的支配下（即所谓“用地道英语翻译”），致使中国传统知性体系因此受到冷落和边缘化，东方智慧形态“象思维”在典籍外译界中受到长期忽视。本论文研究的对象是基于语言哲学认识范式和问题框架探讨有关《诗经》外译的问题，旨在基于中国古代哲学“道象互为”认识样式基础上，以《诗经》外译为案例，提出一个有关汉典籍外译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转向的翻译批评范式；以语言哲学义理为理论解释维度，反思缺乏哲学视角的传统翻译实践行为，从而将汉典籍外译纳入哲学维度和理论思考的语言行为范式，使汉典籍翻译的语言行为和结果具有语言哲学和理性的维度，并运用其来观照我国现行的翻译研究与实践。论文首先探讨了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并认为：语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格局和体验、诠释客观世界的直觉和理性。其次，从语言哲学的认识理路审视文本，把文本视为作者以及他那个时代的主流诗学观和生存状态的写照。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理据将文本作为典籍外译的精神认识和实践操作的本体和抓手，以象思维为凭籍，依据可见之象与不可直接辨识之“象外之象”的这种隐秘关系进行观照，在翻译活动中强调译者主体须以文本为依托，追求文本元意义的过程----即“以象体道”的过程，强调主、客的诗性整体互为。再次，论文对于《诗经》英译的考量，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忠实，更是精神层面的忠实，以文本为本体，以“意象”为抓手。在具体翻译语言实践中既要忠实地模仿原文风格，同时又要动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适度调整，有度地“创造性翻译”，实现“模仿”和“创化”在哲学思辨上的互为与统一。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定性与实证考量互作的研究方式，选取《诗经》中部分物象的汉英互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并从意象与意境等审美角度，考量译本与文本呈现的象相契合的度量，看其译文在何种程度上致达“天人合一”的视野和境界。综上所述，作为中国文化和哲学之根本的象思维，既有严密的哲思思辨，又有化繁为简的诗意思辨。以文言文著文的汉典籍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格局、文化形态以及有别于西方哲学形态的东方哲学样式，是汉文化群体的生存状态的体现。因此汉典籍的外译不应仅仅关怀语言意义和结构，而应关怀这种汉语言文言文表征中所承载的一种生命存在和思辨形态。基于中国传统哲学“道象互为”的思辨模式是对文本精神意义的追求，希冀将语言哲学视角引入汉典籍翻译，弥补国内目前翻译研究存在的缺陷，弘扬东方智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