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法领域,特别强调合同自由原则。但强制缔约规则的出现对合同自由带来极大限制。我国目前理论界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尤其对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责任承担存在较大分歧;反映在立法上,有关强制缔约的规则也很不完善,导致司法界针对此类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加强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研究,对强制缔约义务进行类型化构建,明确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法律责任和抗辩事由,完善我国合同领域的有关立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谐显得非常必要。全文约三万二千字,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强制缔约概述。本文将强制缔约定义为:由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依据类推原理,一方负有向相对人发出要约的义务或者应对方当事人的请求不得拒绝承诺义务的缔约制度。法定性和可类推适用性是强制缔约的明显特征,因此强制缔约义务人的缔约自由受到极大限制。运用分类研究方法对强制缔约制度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该项制度的实质,并对其适用有着较好的指引作用。强制缔约以不同的标准有不同分类:直接强制与间接强制;强制要约与强制承诺;内容型强制、对象型强制和结果型强制。第二部分,强制缔约制度的产生。强制缔约制度并不是与契约自由原则同时产生的,它是随着契约自由精神的发展而出现的。随着近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契约自由原则在受到极大推崇的背后,其适用的范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管是从立法上的限制、干预来看,还是从司法上的限制、干预来分析,契约自由皆表现出衰落的迹象。在当今公、私法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契约自由的内涵、要求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只有与社会发展、国家要求相一致的契约自由,才有可能实现。正是在此意义上,当今对契约的限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制缔约制度应运而生。第三部分,强制缔约制度的适用。强制缔约已经成为现代合同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法律对此都有明确规定。对于强制缔约规则的适用必须明确适用的主体范围,拒绝强制缔约义务的正当理由以及违反强制缔约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强制缔约义务的主体是指强制缔约法律制度适用于哪些范围的人。对于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笔者主张特殊责任说,这里的特殊责任说不是一种独立的归责理论,而仅仅是一种归责方法,是混合型责任的统称。根据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不同类型,分别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或者其他公法上的责任。法律是平衡的艺术,对于不同类型的强制缔约义务有着不同的抗辩事由,通过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失为一项良策。第四部分,我国有关强制缔约的立法现状和完善。我国有关强制缔约的立法采取封闭性的列举式立法模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由于法律缺乏明确的责任规范,以致司法审判难以操作,影响司法权威。加上当前强制缔约规则制度中没有系统规定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抗辩事由,这种情形势必造成对承担强制缔约义务一方当事人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损害。因此,在我国合同法的一般规则中可这样设置:凡事实上居于独占地位或垄断地位而供应民生之必需品者,负有强制缔约之义务的规定。并在《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后添加“但依法负担强制缔约义务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