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来,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全世界联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迫在眉睫。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磋商从未间断,签订了一系列的公约、约定。但是气候问题相当复杂,它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等多个领域,因此使得国际谈判多次陷入困境,其中以签订《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最为典型。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该协定是对《京都议定书》的延续,同时也作出了一些突破,如将强制减排修订为自主贡献减排,开创了全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又一篇章。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下,美国质疑我国上交的自主贡献减排计划,美政府认为中国在2030年将达到碳排放高峰,在这十几年间中国将排放大量的碳且被允许建造数百座燃煤电厂,将严重破坏环境。除此之外一些发达国家还认为他们采取了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加严格的气候政策,会降低其国内碳密集型行业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最终使得其输出额减少,即发展中国家碳排放的增加量抵消了发达国家的碳减排量,由此碳泄漏比较严重,所以贸易竞争力和碳泄漏问题成了目前国际气候谈判产生分歧的关键点。发达国家采取相对严格的气候政策,是如何影响我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额的?是否真如发达国家所担忧的那样——我国出口贸易额会增加从而挤占了其市场份额?本文使用2009-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即发达国家采取最严格气候政策时间段的数据,应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采取严格的气候政策并未使我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额增加,反而使之下降了,因此发达国家实属过度担忧。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压力使其增强减排力度,这也使得我国在后京都时代将面临巨大的国际挑战。但是中国认为现如今的碳排放问题是发达国家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且发达国家允诺提供发展中国家用于减排的资金远远不足,低碳核心技术也并没有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面对人类未来可持续生存问题更多的是考虑本国经济利益。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始较晚、经验不足,2013年国内建立碳交易市场试点、2017年全面建立碳交易市场且仅针对发电行业,对此我国应坚持进行符合我国国情的减排政策,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联合减排工作,从简单到繁琐逐步完善我国减排制度,争取早日与国际减排政策接轨,这是中国解决国际减排压力的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