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施蛰存往往分别作为“京派”与“海派”的杰出代表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力图从两位作家小说中共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情爱主题入手，在“同”与“不同”的读解中，更加全面、细致地解析作品，并着力剖析思想内涵与审美特质两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一、“平生交谊仰文华”　　沈从文与施蛰存虽然往来不算密切，却颇有些惺惺相惜之意，在维护文学的纯正与独立这一点上具有共识。尽管出发点不尽相同，但是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二人是相当一致的，也因此都走在了时代主潮的边缘。　　二、“城乡二元”的特异性　　沈从文与施蛰存的小说世界中都既有乡村又有城市，存在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仿佛站在乡村与都市的边缘向两边眺望。　　（一）乡村书写——湘西的“牧歌”与松江的“旧梦”　　1、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溪水、大山、山村构成了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神奇美丽的生活背景，在这风景之中生活着淳厚的乡民、粗豪的水手、不羁的流浪汉、多情的异族女子、情深义重的妓女，以及马夫、土匪、山大王、下层军官……　　生活在“湘西世界”的人健康、勇敢、忠厚、朴实、坚韧、乐观、平和。与自然融为一体，以最简单的存在释放出最淳厚、丰富的人性内涵。　　湘西的乡风民俗，使沈从文湘西小说带上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正是这种“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使其成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一个新型。　　2、施蛰存的“松江”　　对施蛰存来说，松江不仅是他二十年的寄居之地，而且是涵养过他的性情和思想，孕育过他最初的美丽而伤感的文学之梦的一块温厚的土壤。　　施蛰存初登文坛，即以诗的笔触、以回溯的方式描摹松江旧梦。不仅是《上元灯》，施蛰存后来写的《小珍集》的一些篇目也是以苏杭尤其是松江为背景创作的。以灵秀之笔从容地勾勒出江南人情风物，可以说松江之美源自作者的古典底蕴、细腻感觉与温婉气质。　　3、不一样的“美丽”与“忧愁”　　施蛰存作品中的“地域”仅仅作为一个远远的、浅浅的背景，作为作家“怀旧”的一种色调。而沈从文湘西小说却包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被后人不断咀嚼。气魄有大有小，却呈现出两种独具风格的新面貌。　　在湘西世界里，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残忍、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偶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对“美”的书写中，一种淡淡的愁绪在弥漫。施蛰存的松江也是愁人的，它的伤感、它的愁绪来自旧梦的不再，来自历经人世变迁的惆怅。与此相比，沈从文湘西世界中命运的弄人带来的对美与庄严的侵袭，上升到了对人的终极命运的哲学思索，显示出的是一种深沉的悲剧力量。　　（二）“地狱”还是“天堂”　　1、“乡下人”还是“都市人”　　现代都市的出现、现代文明的入侵打破了沈从文与施蛰存笔下和谐的村镇原有的宁静。都市带来了堕落和诱惑，给乡村经济带来冲击。施蛰存用冷眼旁观的态度去捕捉和呈现这些变化。沈从文则不同，以“乡下人”自居的他对城市的态度是排拒的。　　在乡村与都市的边缘向两边眺望，沈从文笔下呈现的是一种对立参照模式，这两种不可调和的身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作品中便呈现出互相拉扯的张力。而对于施蛰存来说，并不存在难以确立身份的困惑，有的只是不同生活经历带给他的更加广阔的视野。　　2、对都市“病相”的呈现　　现代文明满足了人作为“物”的存在，却打破了内心的和谐，也失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都市上流社会与绅士阶级的人生情状，构成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的主要景观。人格虚伪、精神病态成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共有特征。施蛰存也写都市人的人格分裂，侧重写人物为都市的喧嚣压迫得发狂，疑神疑鬼、神经脆弱、心理病态。　　3、“城乡二元”的不同立场　　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将都市人精神的失衡作为关注的焦点。沈从文的批判态度是明显的，将都市人作为人性堕落的样本。对于都市文明的现实弊端，他的批判非常尖刻、激烈，施蛰存的态度则显得有些暖昧不明。更为重要的是，沈从文的“都市”与施蛰存的“都市”存在着明显差异:一个是传统文化气氛浓厚的古都，另一个则是带有殖民色彩的现代商业都会。沈从文主要是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来揭露、批判“上层”文化的腐朽。施蛰存着重展现的不是文化性格，而是现代都市社会中人们焦虑、恐惧、压抑、无聊的“现代情绪”。　　三、情爱世界的丰富性　　（一）对情欲的描写　　1、沈从文执着的“人性”理想与施蛰存绵密的“人性”窥探　　两位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不少涉及到对情欲的描写。施蛰存执着于用弗洛伊德的公式来穷尽着自己的想象，对人性进行新的注释。无论是褒扬湘西世界自然清新的张扬情爱，还是针砭都市人的压抑、虚伪，沈从文都是想在肯定欲望的层面上使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　　在同样的题材上，沈从文凸现的是他健康、自然的人性理想，通过对比，再次印证了他小说中城乡对立的参照结构。施蛰存迷恋的是对人不同意识层面的不断开掘和文字表达空间的开拓，都市人脆弱的神经便成为最适宜的探寻对象。　　2、情欲叙述的态度:不同的答卷、相同的答案　　对情欲的叙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是需要避讳的，沈从文与施蛰存都直面于此，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追求促使他们竭力去探求人性，另一方面也以反传统的姿态为文学寻找求新、求变之路。　　对于情欲的书写怎样才是向善向美的，沈从文与施蛰存交出了不同的答卷，却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二）“爱”的传奇　　1、“虚构”的“妄想”　　施蛰存与沈从文的诸多小说有意超脱现实世界，以摇曳多姿的方式去追求“极端”与“另类”。　　施蛰存重新演绎古人古事时，在人们熟悉的那些传说和故事中开阔想象的空间，就着传统故事人物去挖掘那些不为人知的内在心理，对英雄、伟人进行“新解”。在沈从文大量的小说创作中，有一批充满神秘色彩的关于湘西的传奇小说，通过这些奇情异事去挖掘和呈现传奇中包含的丰富人性。　　2、“爱”与“死”的意义　　“爱”是最富有人性的存在感受，“死”则是生命的极限。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为“爱”而“死”是对“爱”的信仰，是一曲人性的赞歌。施蛰存的笔下，一样以悲剧收场，却是“爱”得无意义、“死”得也无意义。　　通过对“爱”的传奇叙写，沈从文与施蛰存都将自己笔下的人物逼到“绝境”去考验他们，“逼迫”他们去作出极端化的反应，从而再一次应证他们所信奉的人性样式。　　四、文学中的“自由主义”　　“自由的文学”和“人的文学”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两个核心命题。沈从文与施蛰存以“人”为创作中心、关注人的世界的复杂与生动，向灵魂和意识的边际突进。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世界也就涂上了“我”的色彩。让自己的想象在作品中驰骋，让自己的情绪在其中散步。　　两位作家都不拘泥于某一个主题、不拘泥于某一种“主义”、不拘泥于某一种创作方法，仅仅表达自己最想表达的内容、采用最适宜于内容的形式，所以在任何的“类”中他们都显得与众不同。　　两位先生的创作既不是沉浸于个人小天地的闲适小品，也不是高举旗帜的“载道”文学，从而显示出独特的文学品格。　　不可否认走在边缘既是对理想的坚守，又带有一点逃避现实的意味，然而也许正是在矛盾困惑中的彷徨与探索成就了一个个特异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