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加强经济一体化和政策协调的新型全球化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沿线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贸易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程度各异,如何准确地测算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分析贸易障碍因素,对改善双边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聚类的基础上,测算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的贸易潜力,减小了传统引力模型因“平均化”特性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内涵出发,构建国家评价体系,利用层次聚类分析法将沿线国家分为四类:自然资源丰裕型、劳动资源丰裕型、技术资源丰裕型和轻发展型。其次,从进出口规模、进出口结构和贸易互补性三个视角初步探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潜力。在此基础上,利用1995～2017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数据,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别从全样本和分国家类型两个层面估计贸易潜力及贸易效率,并从关税水平、贸易协定安排、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环境四个方面分析贸易障碍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绝大部分属于劳动资源丰裕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劳动资源优势明显。中国与这类国家贸易规模大、贸易联系紧密度高,但贸易效率低下,贸易潜力巨大。区域贸易协定促进作用不显著、关税水平高、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薄弱、政府效能水平低是制约这类国家贸易效率提升的原因。(2)中国与自然资源丰裕型、技术资源丰裕型和轻发展型国家贸易互补性高,但贸易联系紧密度低且有减小趋势。通讯基础设施水平、金融自由度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分别是影响中国与三类国家贸易非效率的重要因素。(3)沿线国家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会对贸易潜力的估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将低估劳动资源丰裕型国家的贸易潜力,而高估其他三类国家的贸易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