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秩序建构,权力设计与运行在建构中产生。科学是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活动及其成果。二战后世界秩序在以美国为首等大国倡导下重新编织。科学的第三次革命烙上深深时代印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为以前任何时代所没有。其一,人与自然对立已成为如今人类社会主要矛盾。这也是写作依据。政治如果能成为解决冲突的人类自觉,那么因为冲突的科学动因,科学与政治也就自然变得不可分割。科学对自然的反面作用在战后表现空前。然而,当科学被经济当作外部,科学被政治当作外部,政治甚至被经济当作外部,外部性只能成为各自不能解决问题的借口。政治与科学不能分开。其二,霸权是二战后世界秩序建构特点之一。如果说经济如军事一样成为霸权的另一极,那么科学正好处在中间。科学不仅能让国与国之间军事力量产生悬殊,而且还是经济发展一个决定性变量。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整体结构。如果将科学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来理解,科学则处于体系结构的核心地带。论述霸权目的是展示二战后国际政治中科学元素,更是揭示西方文化霸权特质,霸权与多种世界性问题相关。其三,生命权凸显,主权和生命权关系易位。社会结构、运行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不同侧面说明政治的碎片化特征。二战后生命科学及计算机科学发展与此契合,也是权力运行机制得以可能的根本因素。碎片化生命不仅引发人与生命概念辨析,更带来生命与政治关系讨论。生命合法性用来表述生命权确立,生命权确立又指向生命个体。这必然回归于个体与群体关系讨论,其中生命自我治理实质是权力由群体转向个体。权力结构改变,必然渗透到政治秩序建构之中。然而,旧政治秩序依然存在,与新诉求形成冲突。其四,科学与经济发展存在悖论。作为科学与政治中间体,生产方式实质是在一定秩序中权力的运行。二战后,相应于权力关系变化,生产方式变化除了体现在劳资关系进一步脆弱上,还体现在生命自身被商品化和科学生产资本化上。经济制度可纳入生产方式范畴。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明显呈多种形态,但是各种思路并没有把科学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一般认为,科学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一方面是科学生产,一方面是生产科学。当科学与资本融为一体,市场逻辑允许生命在资本主义领域内重构和磋商。科学又演绎为资本,科学构成经济增长内容。但资本参与没有将科学引向一个良性发展道路。寻找可持续增长方式是人们的愿望。放弃经济发展与放弃科学同样不可能。其五,生命是建构秩序的基础。抛却现代性、理性与自由的狭隘理解,公共性作为世界普遍存在的本质属性,存在于生命的整体视域内。政治不仅触及到生命,而且还归根于生命。政治是生命适应性一种表达,是时空中生命秩序自我建构。当然不能把生命当成权力的附属品,秩序建构中不能一味地以权力为基础。消弭科学与政治边界,以结构主义方法论应对政治复杂性,以期在政治建构秩序时处理好科学与政治关系,其中生命是二者结合点。论文围绕着生命、权力和秩序,阐述二战后科学与政治关系。论文基于对问题的思考,没有局限于状态描述,尽量将论述侧重于问题成因。论文回避社会学方法将科学与政治关系局限于实验室之内,而将政治拓展于更广阔空间。论文摆脱工具主义认识论。政治不只是科学活动中一种行为方式,科学也不只仅有社会功能,科学与政治都不只是对方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