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加入UPOV之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大问题。在研发,实施,保护以及人才培养方面,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有非常大的差距。无论是从政策的角度,法律的角度,观念意识的角度均可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本文着重在法律方面给出笔者对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建议。在法律层面,首先要将职务育种人的享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物质奖励的权利加以肯定,为他们的天才的火焰添加利益的柴薪来推动育种家群体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培育、开发植物新品种工作当中；其次在搭建信息平台、完善植物新品种产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强制实施和农民特权的范围,这样可保证植物新品种权在推广应用的环节中畅通无阻；再次,通过扩大受保护品种范围,并将授权品种的“上游产品”即育种方案以及用中间件产物,和下游的商标都纳入法律明文规定的保护范围,而后通过规定诉前禁令制度确保品种权人在进入诉讼阶段时的被侵权损失不致扩大,再将惩罚性赔偿加以细化规定。这样在研发,推广和保护三大环节上能够全方位地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合法权益。另外,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贯彻执行,否则无异于一纸空文。这就要在宣传和人才培养上下力气,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研发人员,学生,农业产品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要重点关注。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我国植物新品种研发投入大而侵权成本低,研发产物的连续性与保护措施的不周延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