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者题材小说在二十世纪小说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它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八十年代，赵园写的《艰难的选择》一书，曾得到过人们的认可，但从此之后却一直鲜有力作问世。从文学界研究知识者题材小说的重点来看，人们大多集中在五四这一段，而对三四十年代，尤其是十七年、文革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作品还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本论文试图对四五十年代知识者题材小说的研究，探索在这个新旧交替而又承上启下的时代知识者心灵变化的轨迹。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慎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因为不是所有的知识者都具有知识分子精神，而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又是异常复杂的，因此，以“知识分子”这样的名称涵概所有的知识者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作家和他笔下的知识者。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科学的理性精神、民主的自由情怀是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五四知识分子和五四新文学开创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遭到不同程度的压抑，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也在时代的巨变中显得时强时弱。四十年代是战争的年代，民族的救亡、阶级的解放成了时代的主旋律。由于地域的不同，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作家和作品所呈现的精神风貌也不尽相同。就国统区文学来说，战争初期，由于政治目的过于急迫，作家情绪过于激动，尽管也有一些有关知识者的小说问世，但由于理性精神的贫弱，人物性格过于单一，并没有留下几部艺术上可以称道的作品，只是到了抗战后期，作家才逐渐冷静下来，重新思考生活认识人生。理性精神的恢复，使得作家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建构立场，许多有关知识者的小说在反映知识者的生存境况、剖析知识者的迷茫失落、批判知识者的病态人格、歌颂知识者的人格精神方面已不再停留在生活的表层，而是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和个体生命层面，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如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巴金的《寒夜》等。这一时期，沦陷区作家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也在不停地探索，相继出现了象<WP=3>师陀的《结婚》、钱钟书的《围城》这样有深厚艺术功力的描写知识者生存境遇的长篇佳作。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外部环境看，四十年代的文学没有三十年代那样宽松自由，更比不上五四。从作家的精神心态和作品所体现的精神特征来说，四十年代的作家只是在隐性的层面上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而在显性层面上更多的则是失落。但如果把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者小说放在四五十年代的整体格局中考察，这两个区域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最大的。解放区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格局，在《讲话》发表之前也曾出现过一度的思想自由，丁玲的《在医院中》就是这一时期的知识者题材的代表作。《讲话》发表以后，文学被纳入一种新的规范之中，工农兵文学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主流，作为有文化的知识者在文学中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在以知识者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中知识者的狭隘、自私、懦弱、动摇与劳动者的纯朴、善良、坚定、勇敢形成鲜明地对照，这“一抑一扬”的结构模式标志着作家独立精神的失落和向强势话语的认同，有意思的是对知识者贬低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作为知识者的作家自己。五十年代的文学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它是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继续和发展，由于政治的驱迫造成了大批作家的精神萎缩，那种彻头彻尾的思想改造和紧跟形势的追风文学，不但丧失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也丧失了文学应有的品格。在知识者题材的创作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精神形态的作品，一是作为主流的革命“成长小说”，另一种则是主流之外的“干预生活”小说、闯入禁区的爱情小说和折射现实的历史小说，正是这些非主流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他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对于人性的探索、对于历史的深思所放射出的思想光辉，才使五十年代的文学才不显得那么荒芜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