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思想这三个理论范式下,批判地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官方话语的本质和后毛泽东理论的连续性。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中国五代政治领导人对于国家建设工程都有理论上的延续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官方话语和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下的发展经验,尤其有助于与西方知识生产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项目对抗中国的崩溃论。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西方学术界在汉学领域的复杂多样性,其中包含对中国的深入理解和同情,以及支持、反思和恰当的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崛起和过去70年的成功发展经验。这也意味着中国五代领导人都曾面临并仍然面临着世界秩序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矛盾。事实上,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总是直接或明确的,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官方话语的主要目标是相同的。我们需要批判性地评估中国经验的许多成功方面,以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训,而不要陷入其可取性和可移植性的诱惑。事实上,这是习近平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他鼓励在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偏见的情况下详细研究中国经验的成功,以解构西方对21世纪中国崛起的知识生产偏见。作为本文的一个概念框架,我广泛引用了爱德华·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丹尼尔·武科维奇关于“汉学东方主义”、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和马克西米兰·梅尔关于“数字东方主义”的居高临下的批评研究。后殖民东方主义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如果不解构西方的霸权价值观和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文化差异。我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学术界在汉学领域已经用“中国威胁论”取代了“中国崩溃论”。为了全面评估中国的崛起,我们需要把这一现象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官方话语、世界观、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身份之中。此外,我试图理解中国政治领导人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下如何进行理论思考,解释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应对学术界的主观“中国威胁论”和西方知识生产的新殖民主义话语。当然,马克思主义话语下的理论发展为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向“先进技术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分析和政治指导意义。我们可以质疑中国共产党五代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立场的可靠性。但是,我们不可能忽视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国家的延续性,从地方军阀、封建集团和外国列强的饥荒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执政体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话语,使中国社会迎来了一个安定繁荣的新时代。为了找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奠定了中国农民革命的基础。事实上,从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尺度来看,后毛泽东理论的发展大体上是连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后毛泽东思想基础与后殖民东方主义文明批判西方知识生产话语对中国威胁论在媒体和学术界的共同地缘文化地位。因此,后殖民东方主义文明批判的生存性,为从中国的角度展开学术争论提供了一个批判的非西方学术空间。这样做也有助于学习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经验的成功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官方话语下的目标。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重要后殖民项目。当然,中国的崛起已经打破了学术界对西方知识生产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议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