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问题是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争论交锋的核心问题，哈贝马斯与利奥塔之间的论战代表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巅峰对决。启蒙运动所开创的现代性理想以理性作为一切事物“合理性”的根基，但是，以主体性和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在行进过程中，自身内部发生了分裂，产生了危机，黑格尔试图在意识哲学范式下以“绝对观念”整合分裂的精神世界，克服现代性危机，然而并未成功。哈贝马斯追随黑格尔，他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并从捍卫现代性理性基础入手为现代性辩护，试图通过非强制性的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来统一社会，拯救和谐，因而他对现代性展开了建构性的批判，其基本的路径是坚持“元话语”的有效性。利奥塔则借着反思“高科技社会中知识状况”的话题，质疑以“元叙事”为标志的现代性，批判“元话语”，因而对现代性进行了解构性的批判，主张告别现代性，走向后现代。 文章的第一部分借着介绍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对现代性的理解，梳理了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凸显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争论交锋的焦点。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新的时代意识”，一个标志着时代特质的叙事范式，用以描述社会的某一种类型、模式或阶段。它的核心内涵就是“理性化”，即把现代社会的独特品质理解为理性，而这个理性品质上应该是整全的。利奥塔则把后现代性理解为对元叙事的质疑，主张用小叙事或琐碎叙事取代大叙事、元叙事，意味着他像哈贝马斯一样，把现代性与理性，特别是具有统一性功能的大全理性联系在一起。他主张差异，号召向整体性开战，也就是向坚持大全理性的现代性开战。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对话，实际上就是坚持还是放弃现代性立场的争辩。 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哈贝马斯与利奥塔都采用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积极成果，但是这对他们却意味着不同的计划。对于哈贝马斯，意味着对现代性计划的肯定，因而他借鉴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积极成果，主张通过“交往理性”重建现代性；对于利奥塔，则意味着对现代性计划的否定，因而他采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主张通过“悖谬逻辑”来“重写现代性”。哈贝马斯反对裂变而追求总体性，利奥塔则反对总体性而追求异质性。 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在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是否存在普遍化的理性? 哈贝马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通过“普遍语用学”塑造了交往与理性的内在联系，寻找了一种新的具有普适意义的“交往理性”，通过交往理性的多维性对理性进行整全，试图批判和扬弃传统的理性概念，实现理性范式的转换，从而克服意识哲学理性范式的危机。而利奥塔则立足于后现代性立场，发现了“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和不可公度性，试图通过多元化的“语言游戏”解构普遍理性，他认为不存在一个大全而惟一的理性，主张理性是多元的。文章的第二部分对这一层面的争论做了详细的阐述和比较分析。第二、理性能否提供价值尺度，是否是一种规范能力?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共识”概念和“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对实践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必要的奠基，从而依靠在“理想交往共同体”条件下通过商谈程序取得的“共识真理”作为普适的价值与规范尺度，确立理性的普遍价值和规范能力。而利奥塔则弃绝为理性奠基，他通过“障谬逻辑”消解理性的共识前提，解构普遍的价值与规范尺度，认为离散化了的理性体现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它们遵循着不同的游戏规则，因而不可能生发出统一的、普适的价值和规范。这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着重述评的主要内容。 最后，罗蒂试图通过实用主义的折中战略，对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论战做出公正的评判，但其阐发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以及后哲学文化的思想并未能真正走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困境。但他启发我们应克服后现代性中的消极因素，吸收其对现代性批判的积极因素，保持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开启二者的对话，均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多元差异，即“只有在多元性的声音中，理性的同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