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政府治理的一大痼疾。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推动基层治理整体效能与现代化的重要性不断受到关注。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工具和手段,相较于传统的治理工具更兼具效率和合作等价值,被视为有效的治理帮手。电子政务、技术治理等代名词进入了政府以及公众的视野,在数字化改革的号召下,不少基层政府也积极拥抱信息技术的到来,如钉钉、微信、以及各类政务App等在基层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不少学者认为,信息技术在基层的运用无疑能提高基层政府的行政效率,进而能够削减基层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不可否认的是,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的嵌入与应用,的确提高了政府的满意度与办事效率,如实现了让群众“最多跑一次”的目的,拉进了与群众之间的距离。然而,在现实当中,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出现了“异化”,旨在增效的信息技术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并衍生出了许多弊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电子形式主义”等基层形式主义的“新变种”也在信息技术的嵌入下伴随出现。因此,有必要在当前信息化时代下去回应基层的电子形式主义问题,或探究信息技术的嵌入背景下所引发电子形式主义产生的逻辑。尤其是在现阶段,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和分析。鉴于此,本论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技术执行视角下“技术”与“地方官员”和“上级政府”互动、碰撞后会产生怎么样的治理行为?为什么不断先进的信息技术不能减少反而强化了形式主义?电子形式主义产生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缘由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围绕上述问题,论文以探讨信息技术执行视角下基层电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原因为研究主题。通过案例分析、理论研究以及深度访谈法等方法进行研究。论文具体内容如下:首先,我们以简·芳汀的技术执行框架作为我们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对这部分理论进行深度阐述分析,并结合中国语境,为分析我国基层电子形式主义问题提供理论框架支撑。在此基础上论文通过对基层治理信息化转型大背景下,对比分析信息技术嵌入前后形式主义问题在基层运行机制中的具体表现及危害,对信息技术嵌入下基层“形式主义”到“电子形式主义”微妙转变的关系逻辑做初步的论证。其次,为了进一步阐释上述理论、分析基层“电子形式主义”行为产生的背后逻辑,论文结合浙江省S市M镇网格员的具体实践案例,围绕文章主题做一步的分析论证。将M镇在技术任务的发包、技术任务的管理、技术任务的落实三种场域中上下级的行为模式与互动过程（或者可以理解为信息技术与组织制度之间的互构过程）进行生动展示与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期内,M镇在信息技术的“赋能”下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治理效果,然而从长期看,信息技术在组织制度的运行过程中逐渐被异化、给基层治理变相加压,带来“负能”,最终致使基层电子形式主义问题的滋生,治理实效降低。再次,论文在实践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技术执行框架下基层治理中电子形式主义问题作进一步的反思。首先对基层信息化治理带来的价值予以肯定:相比较传统的治理策略,信息化的治理模式在加强与村民的互动沟通、整合乡村资源以及促进合作治理等方面,特别是对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确实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次,就信息技术给基层治理带来的行政困境问题,如技术执行下产生的电子形式主义问题的原因进行总结与分析:认为压力型体制下技术嵌入异化后所带来的跨层级、跨部门以及跨时空的压力叠加超限是导致基层电子形式主义行为产生最直接的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技术工具背后的治理主体才是牵动组织与行为变化的主要因素:信息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生态后,在发挥自身型塑功能的同时,被组织强大的科层逻辑及行动者偏好所塑造,再加上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信息技术水平不匹配以及治理资源不足等问题,都导致信息技术运行与科层制度互构过程中出现不适配性,最终催生电子形式主义现象的发生。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本论文围绕制度、技术嵌入模式、以及行动者能力素养三个层面探讨解决路径,为信息技术嵌入背景下基层电子形式主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