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角水堡是明代为抵御“盗贼”而建立起来一座军事所城，它位于赣闽粤三省的交界处，素有“三省通衢”之称。这是一个“军民共戍”的所城，“军民共戍”的城堡在其他地方并不少见，而从一个“所城”最终转变为一个单姓宗族的乡村却不多见。卫所制度的崩溃直接导致国家对地方控制力的弱化，卫所也因此走上在地化的道路，国家对地方势力的依赖导致地方势力的国家化，这促使地方社会获得了一个重新洗牌的契机。很多地方、很多势力、很多宗族获得了由边缘化走向王朝或区域中心的发展机会。“盗乱”结束后，赣南经济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开发，很多地方向着市镇化发展。作为处于交通要道且具有明显军事特征的羊角水堡逐步丧失自身的发展优势，开始由“中心”走向“边缘”化。其先前的优势变成了劣势，军事化虽然使得羊角水堡在动乱时期获得一个相对好的发展条件，但到后期同样限制了其发展。羊角水堡的军事化和宗族单一化发展趋势必然会导致竞争的缺乏，这显然不利于市镇经济的发展。羊角水堡宗族单一化发展无疑是成功的，但其社会经济转型却是差强人意甚至失败的。明清时期南赣动乱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时羊角水堡和周氏宗族的发展，使其走向单一化发展。在其内部，国家化的“统一和集权”意识贯穿到了该区域的社会发展当中。而“集权”并不契合晚明和清代出现的新经济因素。因而，在市镇化发展时期，羊角水堡逐渐没落。羊角水堡从卫所发展成乡村，而未能向城镇转型，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地域的限制，因其山区军事隘口的特点，它并不具备大规模城镇化的先天优势；二是在“盗乱”时期，未能充分发挥航运、贸易等优势，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军事性，经济基础并不牢靠；三是赣南经济得到大开发后，临近各方面优于羊角水堡的筠门岭迅速崛起，走向市镇化，发展成赣南“四大名镇”之一，羊角水堡最终成为其附属；四是客家的宗族化发展和族群融合使得许多地方单元化和“集权”化加强，这并不契合晚明和清代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清赣南市镇化的社会转型趋势。综上所述，羊角水堡明清时期从卫所到乡村的变迁发展本质上是由该区域社会特有的社会脉络决定的，是偶然与必然的结果。羊角水堡的发展变迁，既反映了晚明卫所制度崩坏以后，卫所在地化发展，又反映了晚明新经济因素出现以来，经过客家等族群开发赣南和由“乱”到“治”的社会重整，赣南与闽西、粤东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客家地域社会。在羊角水堡为代表的明清赣南区域社会的发展变迁中，既存在地方国家化、正规化的共通性，又有国家制度地方化的特殊性。也正是因为明清赣南区域社会变迁的独特性，使得羊角水堡这座所城的发展与沿海大多卫所的在地化有所不同，发展成了一个典型的客家单姓宗族围村，从中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内地所城社会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