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18日,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的时机,对中国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出了苛刻索取在华特权的“二十一条”,这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抗,5月7日日本的最后通牒和5月9日北洋政府对“二十一条”的承认,更是让中国民众感到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或视日本对中国的蔑视逼迫为奇耻大辱,或视北洋政府的软弱退让为奇耻大辱,并称之为“国耻”。为了铭记耻辱以图雪耻,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最先发起了“国耻日”的纪念,他们希望用国耻教育的方式激起学生们奋发向上的爱国热情,使学生成为救国雪耻的主力军。后来,其他社会各界也参与到国耻纪念的活动中来,使5月7日(或9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因受外敌压迫而产生的“国耻纪念日”。随着中国国际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中国遭受列强惨案的次数日益增多,这些惨案发生的日期也被民众作为“国耻纪念日”来加以纪念；同时,现实的列强压迫也勾起了民众对鸦片战争以来历次不平等条约和战争失败的耻辱记忆,他们也将诸多不平等条约签订的日期追加为“国耻纪念日”。据统计,整个民国时期,学校和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公认的国耻纪念日多达24天。对于国耻日的纪念,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着很大的差异。北洋政府时期的国耻日纪念,民众团体和学校在政府的容忍范围内自发举行,他们或者在团体、学校内部举行会议,或者举行民众大会,或者进行各界游行示威,参与各界广泛,规模十分浩大,内容上积极支持北洋政府,表达了对北洋政府当政的国家的认同。从1925年起,国耻日的纪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是因为崭新的、强大的政治势力——国民党的参与改变了国耻日纪念中的政治诉求,新的仪式要求人们唱国民党党歌,向孙中山遗像和党国旗鞠躬,内容上号召推翻北洋政府、打倒帝国主义。1929年7月,统一后的国民政府更是将若干国耻纪念日设立为法定节日,并制定了统一的仪式和宣传大纲,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党政府对国耻日纪念塑造国家认同的有意利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国耻日纪念中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限制和取缔。两个时期国耻日纪念中的参与者差别、内容不同、仪式迥异表现了两个时期不同的政治状况和不同的认同方向。铭记国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洗雪国耻,因此雪耻是国耻纪念日中永恒的话题。民众雪耻的方式主要是倡导国货、抵制洋货、对列强经济绝交,其结果是屡屡失败的：真正能够实现雪耻愿望的是政府的废约运动和抗日战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一经成立就开始与列强进行废约谈判,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实现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了部分租界和租借地。成绩更为显著的和平雪耻是1943年的废约,中国和美英等国重订新约,使得一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正式终结,治外法权、租界、内河航行权、军舰驶入中国领海权、海员管理海关权,北平使馆区及北平至海口交通线外国驻兵权等等,被一一取消。1945年中国抗战的胜利更是将雪耻任务推向顶点,全国上下扬眉吐气,热烈庆祝国家的重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进行了雪耻道路上的扫尾工作,废除了美苏在中国的特权,收回了香港、澳门,最终实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不受列强干涉的完整的国家主权,为雪耻任务划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