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脱贫初心的重要实践,中国通过对外援助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受援对象的生活和生产水平,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彰显了有担当、要奉献、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外援助一直是学界的研究重点,其中针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和贸易水平等领域存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国内数据获取的困难性,大量文献的观测样本止步于2014年前后。而近些年来,中国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合作,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南南援助框架逐渐成熟,伴随着中国与伙伴国之间关系的不断加深,对外援助的边界在拓展和模糊,大量以政府资金为主导的经济合作项目蓬勃发展,这其中不乏援助各国基础设施建设,修建电站、公路、学校等,同时中国还和各国积极签署贸易协定,尽可能将伙伴国纳入到互惠合作的贸易框架中来,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和成本加深彼此的贸易合作。伴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资金规模的不断攀升,这种以援助为主要方式的合作形式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但这种合作模式是否推动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地位,对于这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目前学术界尚处于空白的状态。传统的货品贸易理论在解决复杂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关系中已经捉襟见肘,而从网络角度分解和计算贸易流出发,全球价值链理论正在重塑对外援助领域的研究方法。在提升本国“全球价值链生产地位”这一国家战略要求下,对外援助对这一政策目标是否具有影响,是在新时期从援助国角度对援助支出命题的一次更新。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出发,研究对外援助对援助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总结中国财政援助支出的成果和经验。本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援助与本国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了研究。首先本文总结和梳理了对外援助可能对援助国全球价值链生产地位的影响渠道,认为对外援助可以直接或通过对外投资、商品贸易等间接方式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地位:（1）对外援助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关键稀缺性资源地供给成本;（2）对外援助间接地促进了基础产业的转移并释放了大量基本生产要素;（3）对外援助通过促进与受援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间接产生了创新动力;（4）对外援助通过化解产能直接消除了产业升级阻碍。研究以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避免传统指标的“重复计算”问题,选取了62个样本国在2007年-2019年的数据,通过设立基准假设和机制假设,构建模型对研究问题予以探究和假设验证,为了应对援助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根据传统做法通过中国优势产能构建供给冲击性工具变量进行2SLS;在稳健性检验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更换解释变量测度方式、考虑滞后期、剔除特殊样本的方式进行检验;在异质性检验方面,本文对援助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分别按照目的和行业进行分类,分解不同类别援助不同的影响水平;在机制检验方面,本文主要采用Bootstraps法对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水平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本文的得到了以下结论:（1）对外援助的确促进了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外援助每提升1%,中国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向下游迁移0.1%左右;（2）基础设施类援助、生产性援助会使中国和受援国上游产业联系加强,对外援助每提升1%,中国在价值链上的平均位置向上游迁移0.2%左右,ODA援助的效用则相反,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整体向下游迁移,推动作用约为0.1%;（3）按行业分类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对外援助对中国第二产业的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对外援助提升1%,第二产业整体向世界下游迁移0.13%左右;（4）对外援助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后者通过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水平作为中介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