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城市建设发展的载体，也是人们生活生产的根基。从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情况来看，发达的经济及大规模的人口数量造成中心城市土地资源极度紧缺，人均耕地面积数量持续减少，人口、土地及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国家中心城市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典范，对其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评价研究能够为我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其他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此外，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下所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国家中心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研究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及特征，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的需要。　　本文基于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及相关理论基础，结合社会经济数据，从土地利用投入、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产出及生态效益层面构建了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地均GDP、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建成区路网密度、人均绿化面积等16个指标；运用组合赋权法及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2006-2016年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分值进行计算；通过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社会经济指标体系测算各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在此基础上对国家中心城市土地集约度和经济水平进行了协调分析，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土地集约利用障碍度因子进行诊断，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从土地利用集约利用时间变化来看，2006-2016年间，上海、天津、武汉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较小，其中上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始终保持高度集约状态，天津、武汉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始终保持中度集约状态；北京、广州、成都、郑州、重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较大，北京、广州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中度集约上升为高度集约；成都、郑州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低度集约转化成中度集约。重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粗放利用转化为低度集约；　　（2）从土地集约利用区域差异情况来看，不同区域土地集约利用存在一定差异。处于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广州及上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但集约度分值增速趋缓。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及武汉处于中度集约状态，集约度分值稳步增长。处于西部地区的重庆及成都集约度分值增速在研究区域中增速最快。　　（3）从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程度来看，2006-2016年间，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协调度由中度协调上升为高度协调；成都、郑州始终处于中度协调；重庆由低度协调上升为中度协调。　　（4）从土地集约利用障碍度因子来看，2006-2016年影响国家中心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主要因素为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利用产出，具体包括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建成区面积、地均GDP、人均绿地面积及建成区路网密度五项指标。　　基于上述评价结果，国家中心城市在今后土地利用过程中应合理利用城市空间、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制定差异化政策、坚持绿色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将土地利用政策与经济发展目标相结合，实现国家中心城市土地资源的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