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主题作为神秘与神圣的言说,从古至今在文学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剖析性爱意识的丰富内涵,便可领悟到只有尊重人性的性爱表达才能折射出最为澄澈的爱、恨和自由。可是性爱文学中寻求个人认同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社会机制下历经数千年艰难曲折演变而来的进化结果。五四时期就处于这样的临界点下,革命先哲一边憧憬新时代的前景,标榜现代性爱观下焕然一新的“个人”觉醒,但一边却又无法逃脱旧传统的藩篱,无法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内在矛盾。本文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试以性爱意识为出发点,探究《伤逝》、《春桃》其中的差异性表现,只希望在现在这个依然“性丑”、“谈性色变”的年代能借两篇文章抛砖引玉,探讨被遮蔽的研究性视角以及文学史本身。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立足《伤逝》、《春桃》,呈现了同样是“人之觉醒”下的性爱意识形态,但却展示了文化语境中备受压抑的女性不同程度的自我觉醒而导致的不同结局,“‘逃’逝伤春”就暗含了这种命运的基调。女性本身就带有社会强加的双重枷锁,一是纲常对个人的压抑,二是男性对女性的压抑。在两性的历史上,女性似乎无法改变“第二性”的尴尬地位,也难以拥有自己的话语方式。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要求反抗性别压迫寻求两性平等,甚至忽略性差以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来掩饰女性的特质,这种无性或男性化的公平无疑过犹不及。这也是本文选用两名男作家文本来书写两性问题的原因所在。全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主要内容如下所示：第一章以历时性研究为起点,梳理了性爱文学的发展阶段,论述了在礼教一统天下的古老中国,受特定的历史以及传统宗教的影响下,着力夸大了性爱中“爱”的不朽而贬低了自然肉体的重要性。待发展到明代认识到过分注重灵魂导致的割裂性时,却又因刻意渲染肉身情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管是“‘爱’的偏执”还是““性’的矫枉”根植点都在于没有把“个人”独立意识纳入两性的观照之中。直到五四的狂飙突进,开展从身体到灵魂的革命,基于“个人”觉醒的性启蒙思潮方才崭露头角,真正承认了性爱意识的多元内涵。同样是“我是我自己”的时代强音,却喊出了不同的命运。这样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二部分。第二章分两部分专节对《伤逝》、《春桃》分别进行阐述和分析,中国家庭关系中的“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谶语,在子君身上得到应验。子君在同居之前也曾有过十分进步的独立意识,但一旦涉及到性爱关系便心甘情愿地沦为涓生的附庸,纵使生活举步维艰仍然深陷礼教的窠臼,没有胆量或者说没有意识可以走上社会开创新生,只是在涓生不爱的事实后踏上了死亡之途。春桃则是开辟了堕落、回来之后的第三条路,不但拥有坚定的独立意识,而且用一己之力寻找在社会中的立足之地。李茂、向高作为性政治中占有绝对优势的男性,却被具有异样光芒的春桃给掩盖了。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春桃不但从身体上觉醒接纳一女二夫的生活模式,更重要的是敢于主宰命运,匡正了性爱叙事中“第二性”被侮辱被损害的悲剧价值。第三章则是讨论了“逃”逝伤春的原因所在。虽然两篇文章的抽样分析,不足以反映整个大时代的性爱观念的变化,但这种从伤春到“逃”逝伤春基调的转变,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制约,就比如从标举个人主义到认识到个人解放局限的转向,以及五四时期整个文坛的多愁善感到三十年代追求“力”之美的昂扬激情；当然也与作家的宗教影响有关,鲁迅针砭时弊急于对儒家“圣道”的批判,而许地山更多地从人道主义出发推崇佛耶的“博爱”；不可避免地还与创作手法中的叙事视角息息相关,涓生的第一人称元叙述霸权遮掩了子君的话语权利,而《春桃》的表现手法则是客观公允的第三人称叙事角度,赋予性爱关系中的女性反抗声音的存在。还有不可忽略的是吸收国外文学思潮的影响,他们同样关注自然主义,一个取其“真”,一个纳其“自然”,也是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他们作为时代的集大成者,在文学的表象世界发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却难以撼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本质矛盾。这也是文本论述的又一生发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