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投案作为自首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自首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自首的本质是犯罪嫌疑人主动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的行为,而自动投案作为一种归案的方式,正是体现了自首的这一本质内涵。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是量刑从宽的一项重要依据,自动投案,相比较被动投案而言,本身表明了犯罪嫌疑人归案的主动性,符合自首制度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归案,争取宽大处理的价值特征；同时,自动投案,降低了司法成本,有利于提高破案效率,从根本上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罪行是认定自首成立的两个必要的条件,自动投案是如实供述罪行的前置行为,决定着罪犯在如实供述罪行中的行为性质,而如实供述罪行是自动投案行为的后续行为,从而使得自首制度得以最终成立。关于自动投案主要从投案的时间、对象、投案方式、自动性以及归案后表现等方面进行理解。首先对于投案时间,法律上有着严格的限制,司法解释拓宽了投案的时间,将通缉、追捕中的主动归案以及盘问下的投案都认定为自动投案,符合立法机关着眼于降低司法成本,提高破案效率的立法意图。考虑到公民的法律水平以及投案的便捷性,我们对自动投案的对象应做较宽的解释。除了司法机关外,还包括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及有关负责人、被害人,当然这些单位和个人也不是毫无限制的,他们必须是能够充当犯罪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中介角色,能将投案人及时转交给司法机关的人。自动投案的投案方式我国刑法并没有过多限制,它仅仅是犯罪嫌疑人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实施犯罪的一种告知方式,除了亲投、代投、送投、陪投等基本形式外,其他一些新型的投案情形进一步丰富了投案方式。投案的自动性原则上要求投案人出于本人的意志投案,在亲友协助归案时,投案的自动性要求有所放宽,只要没有违背投案人的意愿即可。除了符合上述几个条件之外,投案人还需要愿意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至此,整个自动投案的过程才算完成。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在自首的认定上存在争议,纠其根源,主要是在自动投案的认定上存有疑问。在亲友协助下的非主动归案,从节省司法成本,提高破案效率上符合自首的价值之一,原则上可以予以认定,但是也不能完全忽视投案人的悔过意志,对于那些归案后明显反抗的则不宜认定。已经采取强制措施后逃跑又投案的,可以视为尚未归案,将其认定为自动投案也是出于节省司法资源的考虑,最大程度的促进犯罪嫌疑人的悔过自新。2009年颁布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实践中争议很大的“双规”问题有了新的指导意义。尤其将“司法机关”改为“办案机关”肯定了在职务犯罪的自首中,纪检监察部门与公安、检察机关的同等法律地位。“调查谈话”、“调查措施”与“讯问”、“强制措施”的并用,确认了“双规”措施的法律地位,这样一来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双规调查措施时再交待罪行的,就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了。交通肇事罪的自首认定比较复杂,肇事后电话报警,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虽然是行政法规的具体要求,但仍然不能排除刑法上关于自首的认定,对于投案不救助的行为,在符合自动投案的同时也构成了交通肇事后逃逸,而对于救助未来得及投案的,如果能够在相关部门到来时自愿置于其控制下,等待进一步交待罪行的,可以视为自动投案。单位自首已为现行法律所肯定,由于单位犯罪毕竟不同于自然人犯罪,其自动投案的认定,主要是看投案主体能否代表单位的意志。自诉案件,不同于公诉案件,其追诉权在受害人手中,在自动投案的认定上自然有自己的特征。尤其投案对象,原则上应该向被害人投案,但在投案人法律水平的限制下,司法机关也可以接受投案,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关于自动投案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站在自首制度本质和价值的高度,来理解自动投案这一行为,更有助于我们解决实践中的疑难复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