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律制度初始面临各种不确定性问题。对英国普通法知识的累积及学习，最终促成美国采纳普通法。一方面美国法院凭借司法审查权在制度决策时发挥显著作用，尤其是在法院依司法审查权重新确认了公司制度合法性之后，在解决经济纠纷过程中比立法机构更能发挥稳定心理预期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工具性法律观念兴起，法院以法律为工具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在法律制度演化过程中，法院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初美国市场经济开始兴起,但是其工业化水平明显地落后于英国。在市场经济兴起过程中，产品责任问题开始出现。在契约自由信念指导下，解决英国产品责任问题的经验被重新安排用来解决美国产品责任问题。买者当心规则和合同相对性规则开始适用于美国。该制度有利于鼓励生产，但是对消费者利益保护明显不足。制度运行特征是缺乏公平的效率优先。20世纪初至60年代是美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重要演进时期。1894年，美国工业化水平超过英国，但同时，工业发展导致事故增加，食品和药品市场欺诈增多。原来的英国司法经验不能解决美国的现实产品责任问题。19世纪末“揭密”新闻不断涌现。从1900年到1917年美国兴起了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结果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信念得以加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个案件是1916年Macpherson V. Brick Mortor Co.案，法院转向适用经验性规则——侵权法的过失责任规则来解决产品责任问题，该案拒绝适用合同法的合同相对性规则。在这一时期的案件中，适用过失责任规则所需的证据规则继续完善，例如事实自证、明示担保与默示担保责任。该制度既有利于鼓励生产，又开始考虑保护消费者利益。制度运行特征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在美国盛行，此时美国经济呈现繁荣。但是产品责任问题更加严重。凯恩斯理论和肯尼迪总统消费者四权论引发信念变化。社会重视公平。在1963年Greenman v. Ubra Electric Power Co.案中，法院决定适用经验性规则——侵权法的严格责任规则来解决产品责任问题。该制度开始强调对消费者利益保护，但是明显影响到厂商的利益。制度运行特征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80年代初，里根总统信奉供给学派经济思想，积极为企业减负。80年代以后在制造商和保险商的推动下，产品责任法寻求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法院适用严格责任时趋向缓和。由于适用严格责任规则需要先判断产品是否有缺陷，所以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演绎出三种判断产品缺陷的标准，即消费者期待标准、风险效用标准、贝克两分法标准。累积的产品责任规则被总结分类汇编成《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这一时期制度运行特征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美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的互动关系中，首先，普通法独立，并且普通法帮助制定法形成，在适用法律上，制定法优先，并且制定法确认了普通法；第二，非正式制度——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显著地缓解“诉讼爆炸”，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有助于庭外和解；第三，美国州际贸易引发的产品责任问题解决途径是依靠“长臂法”，“长臂法”促使州产品责任规则一般化；第四，胜诉酬金制度解决了原告提起诉讼时资金不足问题进而推动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发展，也。第五，产品责任抗辩制度促进了公平适用产品责任制度并且使社会成本最小化。以上分析表明，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演化过程是规则适应性重组的过程。产品责任原则的发展变化，与人们的学习有关。未来产品责任法的走向应该还以经济现实的反馈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