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行政法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法治国家背景之下,我国行政法基本理论承继大陆法系并由行政主体论、行政行为论和行政救济论三大主要部分组成整体理论体系。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施政理念,福利行政和给付行政日益成为现代行政的主要方式。行政权也变得更加活跃、积极和主动,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在行政法学界被重新提出和审视。尤其在市场经济实行的近年来,在给付行政和行政活动迅速膨胀和发展的这一进程之中,导致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危机高度攀升,基于国家全面负担的给付行政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由公共性的政府全面负责的给付行政模式,在行政效率和经济原则上受到各学界的普遍质疑,公私合作(PPP)模式被广泛运用在公共行政之中。随着民间私主体的参与公共行政任务,公部门与私主体的联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同时行政法赖以建立和存在的传统公私二元论生了重大变迁,传统行政法理论在公私合作背景下面临挑战与重构。同时,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必须根据公私合作发展的潮流,适时变化与革新,并在借鉴域外公私合作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法制化体系建构,完善我国公私合作立法,以适应行政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基于这种考虑,在公私合作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尝试运用行政法学的基本原理、管理学基本理论,并立足于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域外先进的理论基础和立法经验之上,采取比较、实证等研究方法,对公私合作进程中的行政行为形式的运用与选择裁量等基本问题进行多位一体的系统研究,同时在公法学基本原则的视角下对公私合作的法制化建构展开系统梳理并提出建议。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公私合作与行政行为形式理论问题界定。首先,从“公私合作”和“民营化”的概念切入,一方面阐述公私合作模式的兴起及其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从学理上厘清“民营化”概念之本质并剖析其类型化模式,在此基础上论证公私合作与民营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次,在行政法理论基础下透视公私合作模式,并且将其置于传统公私二元论下进行法释义学解读,论证这种模式的合宪性。最后,以公私合作为背景提出“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并且从型式化和非型式化两种分类进行论证行政行为形式在公私合作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内涵。第二章为公私合作类型涵摄下的行政行为形式态样思辨。一方面,在管理学和行政法学跨学科的视角下对公私合作模式类型做一个学理上的分类；另一方面,在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下对行政行为形式的类型做一个学理上的分类。基于这种融合和交叉,论证不同种类公私合作模式下的具体行政法律关系,并进一步论证在不同公私合作行政法律关系下,行政行为形式选择的结果有着不同的功能性取向和组织形态。第三章为公私合作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裁量。首先在静态的视角下,透过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裁量理论论证公私合作中的行政行为形式具有选择裁量的空间。其次在静态的视角下,分别论证公私合作中行政部门具有行为形式选择裁量和组织形态选择裁量,而且组织形态选择裁量亦是行为形式选择裁量的结果。最后在基于宪法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约束下,论证了公私合作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裁量应受制于各项基本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约束下公部门仍应承担特定的行政责任。第四章为比较法下的公私合作法制及行政行为形式评价。该部分分别选择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作为比较研究的蓝本,分别选取以各自的公私合作立法背景与进程、公私合作程序的设计与实施以及公私合作案件的司法实践为视角,汲取其各自的立法理念与技术优势,作为指导我国大陆公私合作法制建构的理论素材。同时在各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解读及案例评析下,论证了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行为形式是否合理并且适用于特定的公私合作项目,需要进行法政策学、程序性以及实体性的评价,以此得以保障行政行为形式的选择具有合理性、科学性以及效率性。第五章为公私合作行政行为形式法制建构。该部分主要选取公私合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行政行为形式——行政合作契约为研究对象,首先在法制建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构建公私合作法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参照了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合作契约的现有立法,首先对行政合作契约进行法律性质的认定,认为其应当属于行政契约。同时基于宪法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分别从公私合作私主体的选任和契约签订、行政合作契约的全面履行以及行政合作契约履行障碍时公部门的担保责任三个方面系统建立行政合作契约制度,从而以管窥豹,结合其他例如税务行政和社会行政等多元化行政行为形式,指导我国对公私合作法制建构的进一步加强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