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前,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仍然面临着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困境,面临生产投入要素、中间产品价值链低端锁定和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双重困境,面临“召回”趋势致使发达国家制造业的“高端回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分流”对我国制造业带来的“双向挤压”的双重困境。在此背景之下,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推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就要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这对于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指导意见的提出明确了我国应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推动制造业升级的产业发展方向,旨在增强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制造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在新时代下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和资源约束的发展瓶颈,而且还可以成为引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深入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综合运用了归纳与演绎、统计与比较、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梳理和归纳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诠释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并通过构建数理模型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存在的函数关系,以中国现实数据为依托,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制造业升级水平演进趋势及时序变化特征,并结合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规律,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制造业升级水平较高,但存在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三类制造业升级指数的影响均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效应,在促进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制造业总体优化的同时还有助于制造业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与制造业内部变革,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行业异质性;第三,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存在“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负向非线性影响关系;第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五,生产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外溢机制的中介变量,但其在细分行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从制造业结构整体升级、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制造业产业内升级三个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理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第二,深入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机理,并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来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作用机制;第三,深入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规律,从区域差异、门限特征、空间差异以及外溢机制的中介效应,深入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规律和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