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发展有一个从历史记载向文学创作的转化过程,从而导致了“侠文学”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各类文体中,均有侠的面影。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发展构成中,除过儒、释、道三教之外,应当还有一个侠的传统。前三者主要流行于大传统文化中,而后者则主要盛行于小传统文化中。但大小传统不是隔绝的,而是交流互动的,因此在侠的性格结构中,交织着多种文化因素,并构成其多元化的文化面相。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把这一被经典文化所遮蔽的“侠统”,发掘出来;把被权力话语压抑的民间话语,彰显出来。本文重点探讨的是中国古代的侠义小说。其基本思路是,在前人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文化之侠”的观点统辖全文,通过对“历史之侠”与“小说之侠”的梳理,建构山一个侠的文化谱系;然后以此为坐标,对侠义精神在古代小说史上的嬗变,作出勾勒;最后,对古代侠义小说史上的两条发展线索——侠与政治文化、侠与情文化的结合,从类型学的角度,作出清理和建构。这是本文区别于其他同类研究的创新之处。本文凡六章二十节,另设绪论和结语。首先以“侠文化溯源”为题,对“历史之侠”和“文学之侠”作出梳理和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之侠”的概念。所谓文化之侠,简言之,是指深含于侠行之中的文化向度和人格精神,是一种“文化的建构”、“观念的具象”。其次为摆脱侠之思想来源的争议,本文在引证众家之说的基础之上,提出侠的“多元构成”观,企图从思维方法的转变上,重新厘定侠的文化结构。第二和第三章,以“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嬗变”为总题目,分别遵循“文言侠义小说”和“白话侠义小说”各自的表现形态和发展路径,以分期的方法,重点勾勒侠义精神的演变轨迹。概而言之,不论文言侠义小说抑或白话侠义小说,在其发展史上,侠客走的都是一条由“不轨于正义”向“轨于正义”、由“以武犯禁”向“以武护法”转变的道路,经历的都是一条“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的侠格整合之路。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古代侠义小说表现形式的线索勾画和谱系建构。侠义小说有两条明晰的发展线索:“侠”与政治文化(“忠”)的结合,最终产生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侠”与情文化的结合,最终产生出“侠骨柔情”的“英雄儿女”。这两大文化谱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侠与政治的结合,既是“江湖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结合,也是“大传统文化”对“小传统文化”的改造。义与忠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相加或拼凑,而是在忠的“能指”中有义的“所指”,而在义的“能指”中有忠的“所指”。侠义与公案的合流,实则是侠文化史上,“江湖文化”与“庙堂文化”的容受。侠在男女关系上,经历了一个由“断爱”到“有情”、从“无情”到“情深”的发展演化过程。这一转化大约产生于明清之际。是冯梦龙首次将“情侠”连词。《好逑传》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这种转化打通了“侠义”与“风月”的障壁,沟通了“儿女”与“英雄”的联系,颠覆了“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普遍观念。于是“君子好逑”一变而成了“义侠好逑”。从明末以来到《儿女英雄传》,情侠女子走过的是一条从“外出”到“回家”的路。第六章是对《三侠五义》及其系列小说的个案分析。其一,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和路径,重点发掘深含于侠义行为中的“报”的观念。“报”是构成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这种行为的“交互性原则”,是指导侠之行为的价值取向和人情法则,从而构成侠义小说的内在理路和文化文法。《三侠五义》中侠客对清官的“依附”,就来自于这种源远流长的“报恩”传统。其二,在人物塑造特点的分析上,重点抓住曾被胡适高度赞扬的——“既是他之为他,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也不可有我”——的写人之法,重作现代意义的转换,力求发掘其中隐含的“他者性原则”,可望为当前“主体性”的反思提供一个重要的本土资源。其三,在文体特征的分析上,另辟蹊径,重在窥探“平话”的叙述立场和趣味设定,发掘它对艺术“区隔”的颠覆,对文化规范的挑战,对话语权力的消解,对审美原则的冲决,还其说话的本来面目和民间性特点。另外指出,在这种“平话”式叙事中深藏着一种“叙述的民主化”倾向。这里所谓的“民主化”,并非一个政治概念,而是就其内在的文化立场、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而言的,是与“贵族化”或“雅正观”相对成词的。“平话”的平民立场,决定它在叙述形态上,不是“专制主义”的,而是“民主协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