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中国学术史,就可以看到在历代儒者和注家迁延不绝、蔚为大观的诠释话语之下,孔子和《论语》已然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立体多维、色彩斑斓的世界。古代学者认为“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也。”“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之中。”“论语者,六经之总义也。”从《论语》入门,既为治经之初始,亦可领悟群经之要义。对历代《论语》诠释著作的考证梳理、建构重塑已然成为中国经学史、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必要课题。本论文属于《论语》论释史的断代研究,其研究范围大致界定在1368-1644年明代社会约276年的时间内,重点研究明儒以《论语》或《论语》篇目命名的《论语》诠释著作。为此,本文主要运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一、微观考辨,既要详细研读明代《论语》研究的注家和著作,以便从其著作内容中析取、汇整出有关《论语》的论述材料,又要针对不同诠释主体的《论语》阐述进行内容意涵的分析与诠释观点的探讨；二、对照比较,结合明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在时空关系上纵横比较,考证源流,互参比勘,我们不仅要在对照比较中挖掘其相同点,更要发现其特殊性,这正是对照比较研究方法的真正价值之所在；三、系统建构,即《明代<论语>诠释研究》是本篇论文的主体部分,大体分为“程朱理学视野下的《论语》诠释”、“陆王心学视野下的《论语》诠释”和“整合会通视野下的《论语》诠释”这三大板块展开立论,构建出一个新的关于明代《论语》诠释著作及其诠释者的丰富的意义世界。笔者力图通过以上三大方法的灵活运用,梳理出明代《论语》学的内在脉络,揭示其规律、总结其特征,注重通过分析诠释主体的感受、体认、探寻,从而把握其内在的与外在的统一性、联系性,形成主客体相融合、多样性与和谐性相结合的《明代<论语>诠释研究》。第一章以程朱理学由“独占—修正—回归实学”的地位变迁为视角,从为程朱理学视野下诠释《论语》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文献储备的朱熹《论语集注》说起,重点选取胡广、蔡清、吕柟、高拱、张居正作为《论语》诠释个案。无论是胡广的“集成前儒、小有增删”,还是蔡清的“毫分缕析、钩深括奥”,亦或是吕柟的“至公至仁、笃实躬行”,都可以看到程朱理学二派学者渴望自己的学说能够赞化育、参天地,为建立理想社会提供某种参照。正是他们的努力诠释,才使其学说大大接近了朱学本身的文化意义。尤其是在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的经世实学思潮背景下,高拱的“问答诘辨、通达求实”与张居正的“帝师宣讲、明白务实”所体现出的实学思想,成为二人经邦济世的理论纲领,而且在实践上直接服务于他们的改革活动。第二章以陆王心学的发展流变为视角,重点选取王阳明、王艮、罗汝芳、周汝登、焦竑、李贽、林兆恩、袁宗道、张岱作为《论语》诠释个案。首先,王阳’明《传习录》在诠释《论语》时,经常以其既有的“心学”思想对《论语》内容进行通贯性、一致性的义理诠释,其诠释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所显露出的当代的人文关怀与生命关怀,形成了“以心为本、传习良知”的诠释特色。其次,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在其《语录》中通过“口传心授”得以接续孔子之学、传承“大成之学”,不仅恢复了原始儒家鲜活的人生智慧,而且也在自身的理论建构中携带了一种时代精神,反映了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市民阶层的社会诉求,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其“以身为本、志孔学孔”的诠释特色也为身后的泰州学派树立了必要的学术典范。再次,作为阳明后学之泰州学派的突出代表,罗汝芳与周汝登二人继续沿着由王阳明、王艮两位心学大师开辟的学术路径深入开拓,无论是罗汝芳的“求仁于己,能己复礼”还是周汝登的“己心为准,返归自身”,都证明了二人在陆王心学视野下推崇孔门仁学、“以身为本”的诠释视域。作为泰州学派的中坚人物,焦竑与李贽二人在《论语》诠释方面特征对比鲜明,一个心学阐发最显著,一个文学阐扬最自觉。最后,在“三教合一”思潮与阳明心学风潮高涨并兴的情势下,以林兆恩的《论语正义》、袁宗道的《读论语》和张岱的《论语遇》为典型代表的晚明“新心学”《论语》学著作,著述态度上持反对朱学之立场,并以阳明心学取代程朱理学作为诠释《论语》时的思想基础；在研究方法上则自由解释大兴,充满着自由学风与解放精神；在著作内容上,最主要的特色为呈现三教融和乃至儒佛合流的倾向。可以看到,陆王心学一派学者注重解经者的主观精神体验,无论是泰州学派还是“新心学”《论语》学都在诠解经典的过程中鲜明渗入了自己的精神旨趣。第三章以整合会通为视角,重点选取顾宪成、刘宗周、陈士元、郝敬、顾梦麟、智旭、利玛窦作为《论语》诠释个案。作为东林学派的开创者和领导者,顾宪成的《语孟说略》体现为“超越王学、复兴朱学”与作为蕺山学派的创立者刘宗周的《论语学案》体现为“慎独为宗、心理攸同”,二人皆是由阳明会通程朱,试图以朱学救正王学之失,属于王学修正视角下的《论语》诠释。不论是陈士元《论语类考》的“博引旧说、详加折衷”,还是郝敬《论语详解》的“会通篇章、疏通证明”,亦或是顾梦麟《论语说约》的“会通诸家、间出己见”,三人皆是折衷会通眼光下的《论语》诠释。至于智旭的“以佛说儒、藉儒显佛”与利玛窦的“以耶释儒、援儒证耶”,都是出于本门教派的传教需要而对《论语》文本进行的诠解,皆应属于佛学西学观照下的《论语》诠释。他们或为王学修正,或为折衷会通,亦或为佛学西学之观照,无一不体现了此一时期朱学、心学、汉学、西学、佛学等参乎错杂、斑驳陆离的独特学术景观。以上三大板块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交相辉映、互为参照。就其诠释路径而言,无论是程朱理学一路,还是陆王心学一路,亦或是整合会通一路,虽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及以经注经之不同,但其终极的目标都是为了通经致用,此其理一；其分殊只是因其侧重点、契入点及视阈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别所造成。尤其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明代士人对经典文本的现场感、当下感有很强的领悟力。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如何诠解当下的生活,而不是往世经典本身。通过对明代《论语》诠释著作的系统考察,也证明他们的经典视阈与诠释主张也确实有效地表达了他们的精神旨趣。而且明代《论语》诠释整体上表现为由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由经学走向文学这两大诠释特征,其中以敏锐透彻的文学审美眼光看待经学文本最突出的代表莫过于冯梦龙的《论语指月》。最后,笔者受某些明儒诠解《论语》观点的启迪,获得三点启示：回归当下、回归生活；回归原典、回归自身；勇于建构、重塑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