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体接连报道了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此类冤错案件,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冤错案的背后几乎都隐藏着侦查人员逼供、诱供、骗供的情况,甚至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进行暴力取证的问题。这些通过非法手段所获得而记录的口供,竟能畅通无阻地通过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进而进入法庭最终审判,最终法院将这些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导致无辜者遭受重刑判处。从诉讼程序的角度来看,庭审中被告人都一无例外地推翻此前的有罪供述,指责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行为,并提出要与本案的侦查人员当庭对质。对于这种行使质证权的合理要求,合议庭却处于两难的境地。因为当时生效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即使法院通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侦查人员也会以无法律根据为由拒绝出庭。2012年修改并于次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相关条文从立法上明确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要确保这一制度设计能有效地付诸实施,并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需要从学术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预测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结合司法实务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与建议,使我国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更加科学完善。本文将系统地对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进行分析研究,并在对比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我国目前该制度的立法研究与司法实务现状,提出完善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建设性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