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已四十多年,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伴随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一日益庞大的特殊群体被称作“乡城流动人口”（即农民工,以下简称流动人口）。他们是城市的边缘者,为了家庭生计离开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家乡去陌生的城市务工以谋求更高的收入;但是,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往往因收入差距而感受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也饱受社会排斥、制度区隔等社会融合方面的困难。强烈的心理落差,对消了收入增长带来的幸福回报。那么,中国流动人口目前的幸福水平如何?“Easterlin悖论”是否已经出现,即幸福水平是否并未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收入水平和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什么影响?影响程度如何?是否存在代际差异?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合对两代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作用方式是否不同?通过解答上述六个问题,本文描绘了中国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幸福水平与社会融合状况的整体面貌,明晰收入水平与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同时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更清楚地认识到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差异,从而针对性地帮助流动人口提升城市生活的幸福感。本文以流动人口群体作为关注点,运用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RUMi C2017）,在“收入水平—社会融合”的分析框架下,构建有序Logit模型,重点考察经济因素（收入水平）对流动人口幸福感产生的作用,检验流动人口群体的“Easterlin悖论”,同时兼顾社会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分析社会融合这一综合指标（具体操作化为心理融合、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和行为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比较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影响程度的大小。此外,由于流动人口内部是一个高度异质群体,本文引入代际差异视角,研究不同代际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合对两代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模式。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共得到四个结论:第一,收入是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基础。绝对收入对幸福的提高效应始终显著,且该效应在流动人口群体中未到达“拐点”,即流动人口群体中尚不存在“Easterlin悖论”。同时,相对收入也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且该效应大于绝对收入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从收入分组来看,绝对收入效应更多体现在低收入群体,在高收入组中不再显著。第二,社会融合是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键促进因素,且其影响效应强于绝对收入效应。具体而言,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的心理与行为融合程度越高,幸福感越强。与本地人的心理距离近、愿意与本地人来往的流动人口,其幸福感水平往往高于其他人。行为融合较好的流动人群,幸福感也更强。他们掌握普通话,具备了沟通的基础,与本地人的交往频率高,建立良性互动并在社会上受到应有的尊重,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身份认同感与社会支持,更快更好地与城市社会相融合,幸福水平也会有所改善。而经济融合与文化融合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略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第三,收入水平、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其中,绝对收入对老一代流动人口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提高效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影响不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两代流动人口的成长环境大不相同。新生代流动人口成长于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的就业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自身也对工作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工作所带来的收入不再是就业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他们也更加关注工作的发展前景与平台,工作所在的环境与氛围等因素。第四,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具有代际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融合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代际差异。享有“三险一金”的社会保障能显著提高老一代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而在新生代流动人口群体中的提高效应则不显著。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生命阶段,常常肩负着整个家庭的主体责任,重担在身且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享有此类保障无疑会降低生活成本。而且,老一代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当低,实际上更加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对充足的社会保障需求的渴望也远远高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对社会保障的需要。此外,心理融合和行为融合指数越高,两代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越强,但其在新老二代流动人口中的差异则体现得并不悬殊。而文化融合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