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对于宋明新儒学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是一些观念或范畴的借用、移用、变用,还是一种整体性的会通?这在理论界是缺乏有效的阐释的,这种缺失导致既不能充分的理解中国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也不能更好的认识宋明理学的理论来源和思想本质。顿渐之争贯穿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经典传译时代,还是创宗立派时期,到处都密布着这种顿渐的分歧和斗争,或隐晦或显明,或温和或激烈。而朱陆之辩实际上是儒学内部关于如何成圣的南北之争、顿渐之争。事实上,这场争辩在朱陆之间并没有真正充分的展开,直到明代阳明后学内部的顿渐之争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内涵和应有深度。朱陆与顿渐的区分在根本上不是时间的长短和疾迟问题,而首先是迷与悟、得与失、真与俗、本与末、有与无、善与恶、染与净之间的对决和毫不犹豫的抉择；其次是顿悟的对象,天理也好,本心也罢,绝不容有所欠缺不全,也无需通过渐修的方式来补全完整,而应该是“一断一切断,一得一切得”。从汉唐佛教到宋明理学的漫长历史中,贯穿其中的是“本体——工夫”的心灵超越模式,决定其内部不断竞争分化的核心动力是渐进主义与顿悟主义的选择,凸显出来是人的本来性与现实性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艰难探索的勇气和智慧。事实上,这种“本体—工夫”的架构不仅是儒佛会通的哲学基础,而且是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也就证明中国确实有自己的哲学,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独立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一种哲学样式,有其自身的问题意识和深层逻辑,有自己的发展动力和运动轨迹,从根本上拒绝当前这种西方式的肢解和圈套,但期待和西方式的哲学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沟通乃至融合。这事实上意味着“哲学”是世界性的,而不是西方的文化专利,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存在两种形态的哲学样式：种是西方式的以世界为中心,以真理即人对世界本质的科学认识为根本的哲学活动,以概念思辨为哲学思维的主要方式,以体系化客观知识论为主要理论形态的反思性哲学；一种是中国式的以人为中心,以至善即人对自身存在的完善性和本真性实践为根本的哲学活动,以身心体证为哲学思维的主要方式,以语录式主体知识论为主要理论形态的体悟性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