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既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又处于传统工业化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型期,我们在追赶世界先进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完成传统工业化所完成的物质技术积累。同经济发展相适应,在行政管理上我们不得不借鉴传统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做法,也就是要在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以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理性官僚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是和传统工业化相适应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它具有专业化、层级制、法治化、非人格化、职业化、效果的可预见性等特征。理性化是理性官僚制的精神内核,其核心的部分是法律的理性化,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让他们处于形式公平的、可预期的、可计算的有序状态。我国公共行政存在的问题不是新公共管理倡导者所宣称的官僚制的膨胀,而是官僚制的不发达。这种不发达不是缺乏线性管理的官僚制规则和规章,而是官僚制理性化的不足,在行政管理中表现为:政治侵夺管理,政治权力的人格特征,法律的失效和政府的经济职能过多等。造成这种理性化缺失的原因是我国特殊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性质的非理性因素。要构建和当代中国实际相适应的现代化官僚制:第一,构建理性化的政治权力结构;第二,构建现代化的官僚制行政组织;第三,营造理性化的价值观念和法律环境。新公共管理是在后工业时代科技发展导致的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复杂化和传统官僚制行政日显失效压力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以经济学理论和新管理主义理论为基础,以追求经济、效率和效益为目标,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门,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通过行政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公共服务对象的顾客化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新公共管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