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是新移民文学乃至海外华文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她与严歌苓、虹影同为新移民文学的“三驾马车”。张翎自七八十年代零星发表作品,到九十年代末正式踏入文坛以来,已有三十年的创作经验。在这三十年里,从关注和书写留学生、新移民到对中国故事的深入开掘,从被认为“大有张爱玲之风”到2009年的“张翎年”,从关注讲一个好看的故事到自觉追求如何讲好故事,张翎以自己求新求变的叙事探索和扎实认真的创作实绩,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也在“似”与“不似”中,标识出其与同时代、同性别作家迥异的精神气质和艺术追求,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中重量级的作家。张翎的小说立足于对故土中国的记忆、体验和想象,又受到了世界性的思想观念、文学理念和艺术方式的启发和影响,这两方面的叙事资源建构起了张翎小说独特的叙事美学。首先,张翎以客观的女性写作奠定了其文学创作的重要肌理。她的女性写作虽然没有标举鲜明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但却延续了汉语文学中的女性写作传统,通过对“母辈”故事的挖掘、母女关系的书写、女性成长故事的书写以及孱弱父亲形象的塑造等,获得了丰富的女性写作方式和洞微烛幽的性别叙述视点,不仅展现了女性体验对性别书写的意义和价值,而且揭示了女性作家遭遇的性别写作处境和性别困境。第二,张翎的历史叙事是她通过文学观察世界、认知现实、洞察人性的重要方式。张翎对历史的书写并非是一种“复刻”,而是蕴含着对历史重写的主观冲动和可能空间。而在这个重写过程中,张翎作为女性的强烈主体精神、对历史处境中人性的探索欲望以及处理历史的写作伦理都深深影响了她的历史叙述,使其历史书写呈现出“微史”“次史”的写作倾向。这形成了她历史叙事的独特美学特征。第三,张翎是一个对疼痛和伤害极其敏感的作家,她的创伤叙事的内驱力始于对疼痛感的体认。“疼痛”构成了张翎审视人与外部世界的重要视角,也构成了她切入人、历史和现实框架中审视人性幽微的重要方式。张翎对“疼痛”的体验性书写,不仅探索了有深度、有温度的痛感叙事,而且以“爱”之名实现了文本的叙事治疗,但文本与自述之间的裂痕、“创伤”—“个人”之间的叙事伦理机制,又隐性的表达了“疗救”的难度。第四,流散书写也构成了张翎小说创作的显著特征。她的流散书写不仅体现为一种地理空间的辗转和位移,也体现为人物“在路上”的精神状态,更体现在对新老华人移民流散空间的塑造上。同时,旅居国外的流散经验对张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使其中国书写充满了洞见和盲见。有距离的写作、强烈的对话意识、实录与反思的精神,还有典雅的语言风格和日益成熟的叙事探索,张翎所能出示的都是“新移民”这代人汉语书写的精神特质,或者说,她的精神世界、人生经历和时代文化造就了她的独到之处。她与周励、曹桂林、张爱玲等人的似与不似,一方面反映了张翎与同时代、同性别作家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张翎一直在不断探索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叙事美学。这种探索不仅彰显了汉语写作的精神与魅力,而且也昭示了海外汉语写作的意义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