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最大的贡献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块、具有众多民族、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土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所以，一般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毛泽东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本文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试图从毛泽东的政治沟通行为研究的视角，阐述毛泽东是如何在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逐步确立并巩固了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及权力机制的。特别是，注重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到毛泽东政治沟通行为，并探究毛泽东的政治沟通行为特征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路线下帮助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本文共八章。其中第一章“绪论”，分别就本文的研究目的、理论背景及研究方法作了阐述。第二章“人际沟通”，分别就沟通的定义、沟通与文化、沟通策略——话语系统及人际沟通与人际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第三章“中国政治人的人际沟通特征”，分别就中国政治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中国政治人的人际关系特征和中国政治人的人际沟通特征进行了论述。第四章“早年毛泽东”，分别就早年毛泽东及其思想来源、以“实现自我”为核心的人际关系观和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时期划分进行了论述。第五章“两种话语系统的对抗——权力形成期（1927-1934年）”，分别就大同社会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进行了论述，并作了小结。第六章“毛泽东政治沟通策略的胜利——权力掌握期(1935-1938年）”，分别就张国焘的政治沟通策略与另一个中共中央和王明的政治沟通策略与共产国际进行了论述，并作了小结。第七章“群众性、集体性和毛泽东的政治沟通策略——权力巩固期（1939-1945年），分别就《反对党八股》与整风运动和个人崇拜的萌芽与第七次党大会进行了论述，并作了小结。第八章“结论”，阐述了毛泽东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掌握和确立领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再次说明了毛泽东的政治沟通行为特征如何帮助巩固自己在党内领导地位。　　前三章可以说是本文的理论铺垫，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政治沟通行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指出毛泽东的政治沟通行为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得益于中国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历史积淀和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素养。本文指出，西方学者在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往往看重交换的功能，但此点并不能说明人际关系的社会性。作为社会语言学的分支——沟通社会语言学认为，沟通参与者策略的成功运用依赖于人们对该文化了解的程度，即持同一话语系统的人们相互之间能否有效地说服对方。本文采用沟通社会语言学方法，分析中国文化系统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儒家人际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影响到毛泽东的政治沟通行为，特别是将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指出了毛泽东政治沟通行为的基本特征，阐述了他如何运用其独特的话语系统在政治局内发挥作用并帮助他掌握了政治权力。　　后五章除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来源和他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早期表现作了论述外，重点则从毛泽东政治沟通行为的视角，论述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权力形成期、权力掌握期、权力巩固期的历史过程以及毛泽东政治沟通行为的历史演变。本文指出:第一，在权力形成期内，毛泽东的政治沟通行为就其话语系统而言，主要表现为群众性和集体性两大特征，坚持亲民的、温和的、容易为民众所接受的沟通方式;可是留苏归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则动辄使用斯大林话语系统，经常搞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两相比较，当然毛泽东的沟通方式更容易得人心。更为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遵循着群众路线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创性理论。这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做出了杰出的重大贡献。第二，在权力掌握期内，毛泽东曾多次提出粉碎敌人围攻的正确方针，但都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了。但是经过多次挫折和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大多数领导同志终于认识到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战略思想及其路线的正确。不能否认，毛泽东在其间的政治沟通行为也是非常有效的。第三，在权力巩固期内，通过遵义会议后，红军按照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思想及其路线，挥师北上，虽然经过种种艰难险阻，但最终却成功到到达陕北，使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以其文章的、讲演的、谈话的、交流的种种政治沟通形式，使他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外得到了空前的认同，使党内外的人际关系也更加和谐和团结，进而使他的威信也不断提高，使他在党内的权力和地位也日益巩固。　　总之，毛泽东的政治沟通行为主要是建立在他坚持将马列主义原则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同时他又善于运用群众性的话语系统特征和集体主义人际关系的原则，而再往历史深处追溯，此点又是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恰恰是批判地承继和弘扬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别是深受以“礼”为中心的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人际关系的影响。毛泽东之所以伟大，秘密就在于他能够理解、唤起和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能力以及能够以他的人格去驾驭他人情感与热爱的无数种方式。同时，在儒家社会，精英的标志就取决于语言的精通，毛泽东使用的语言具有了传统的特性，这种特性使他能够与中国农民进行有效地沟通。实际上，在向他人、向民众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时，毛泽东的沟通对象岂止是农民，可以说，无论是农民、工人、诗人、教授、学者还是将军，他都能根据对象的不同而与之进行有效地沟通。在毛泽东身上，他不仅具有帝王之气，同时也具有才士之气，更具有将帅之气。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毛泽东的学识才华、毛泽东的恢弘气魄，甚至连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