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多元主义已成为一种时代特征。价值多元主义、组织多元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等等均体现了当代民主的这种特征。而民主政治的本质又要求政府权力以一种“集体授权”的方式来行使，只有以人民的自愿同意和支持为基础的公共政策与法律法规才具有合法性。 但在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具有深刻分歧的公民之间很难像以往一样，能以某种普遍性道德观念或宗教意识为基础形成一定的共识，也就很难就同一项公共政策或法律法规取得一致的看法，这就产生了多元与一致或者叫多元与共识之间的矛盾。 当代许多西方政治哲学家纷纷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以约翰·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协商民主理论颇具价值。罗尔斯提出了公共理性的理论，他从这种理论出发，以一种政治自由主义的方式把人们的生活划分为政治的与非政治的两个领域，把共识留给政治生活，而把理性的多元分歧留给了非政治生活，人们既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基于自由主义正义观念和原则的“重叠共识”，又可以在非政治生活中坚持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和原则，这样就可以解决多元与共识之间的矛盾。 但是，由于罗尔斯本人的自由主义者立场，导致他对公民的公共理性能力的一系列理解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把公共理性的内容限定为由自由主义正义观念尤其是他的“两个正义原则”所表述的内容，把公共理性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官方论坛和政府公职人员而忽视了一般公民与团体的参与能力，等等，都使得他的理论具有了很大的局限性。 该文通过对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观念的完善，进一步探讨了此种共识达成的方式。通过比较公共理性与私人理性、阐述公共理性的适用范围与适用对象、论证公共理性所关注的主题、分析公共理性的自律特征、以及剖析公共理性的运行过程等几个方面，对公共理性作了不同于罗尔斯式的解释。该文提出，公共理性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在就公共政策或法律法规等公共事务进行公共协商的公共论坛上所运用的一种理性，它适用于具有较大影响的、涉及到大多数人或全体人民公共利益的公共问题；不仅是政府公职人员和竞选公职的人，而且普通的公民也具有运用公共理性的能力；它是公民的一种政治能力，也更是一种道德能力，对公民的理性自律与道德良心提出了较高要求。同时，它也是多元的和动态的。该文还指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地位等等，使不同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们所受的教育程度、所从属的不同文化类型与组织等也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协商能力；人们的参与热情和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公共理性的运用。这些思考都对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