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八月宗派事件”是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反对金日成进行个人崇拜和党的领导高层人士选拔,以及认为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上出现严重的缺陷而展开的内部斗争。反对派的领导干部包括朝鲜内阁副首相崔昌益、朴昌玉和党中央委员尹公钦、徐辉等人,也就是所谓的“八月集团”。到目前为止,国际学术界对该事件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视角。第一,追求最高权力的“中国派”和“苏联派”联合起来企图颠覆金日成体制的政变。第二,该事件是金日成和海外出身干部之间围绕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提出的“新路线（New Course）”实践与否的政策对立的产物。以往的研究认为,将来成为“八月集团”的金日成反对派是从朝鲜体制及国家建立初期或是在朝鲜战争停战后逐渐形成起来;还认为“八月集团”从1956年以前已经开始就对金日成个人崇拜问题和各种政策提出了批判意见,并试图打破金日成的权力垄断。以此基础,评价“八月宗派事件”不仅意味着朝鲜内部政治的多样性走向终结,同时也是金日成单一领导体制确立的历史性转折点。但是,这只是综合朝鲜官方文献对“八月宗派事件”的事后叙述和“八月集团”当事人及相关人士的表面性主张,很难认为这是以客观资料为支撑的研究结果。现有研究从1945年开始到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之前为止,并没有提出了“八月集团”成员反对金日成及党领导层的实证的证据,且对他们积极支持金日成的情况也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本论文综合利用朝鲜、苏联和中国公开至今的一手史料,重新探讨金日成与八月集团成员的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和产生矛盾的原因。以此试图重新界定“八月宗派事件”的原因及性质,乃至1945年至1956年朝鲜最高领导层的权力结构与其运作方式。最新史料表明,“八月集团”并非以苏联和中国为政治背景,与金日成竞争最高权力的“派系”,也不是在各种政治和政策问题上与金日成合纵连横的独立势力,而是进入朝鲜以来积极配合金日成体制并以此为代价得到党内地位的金日成助手。特别是在“非斯大林化”思潮中,他们默认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并且积极奉行金日成政权的战后经济政策。然而,针对“非斯大林化”,金日成采取先发制人式的高层人事调动,使他们逐步失去权力,金日成采取“离间计”使苏联籍朝鲜人和中国出身的干部两败俱伤,都排挤到权力的边缘。1956年初,穷途末路的“八月集团”成员以苏共二十大为契机,开始批判金日成体制及其政策缺陷。总之,“八月宗派事件”并不是围绕着最高权力而展开的派系斗争,也不是围绕苏联是否实行“新路线”的政策对立,只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一些干部为避免政治危机、恢复地位而进行的“冒险的抵抗行为”。另外,苏联虽没有明确支持一方,但始终把朝鲜的政治稳定放在首位。苏联领导层要求金日成自己批评个人崇拜问题和各种政策缺陷,并加以改正。并强调,在自我批评和具体的修正措施方面必须由金日成本人来主导。但是,这些过于理想的建议方案被金日成彻底歪曲。金日成了解苏联绝不愿意看朝鲜政治局势动荡,利用苏联领导层的意图施压“八月集团”,结果金斗奉、金承化等人中途放弃抵抗。最终,在8月全会之前召开的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八月集团”的失败已成定局,原定进行金日成自我批评的党中央全会,演变成一场旨在铲除“八月集团”的“鸿门宴”。根据上述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八月宗派事件”不是朝鲜内部政治的多样性结束的契机,而是金日成对非斯大林化展开抵抗之中偶然发生的“茶杯里的风暴（a storm in a tea cup）”。真正意义上确立金日成单一领导体制的转折点不是“八月宗派事件”本身,而是以此借口发生的1956年9月中苏两国介入朝鲜内政的事件与随后金日成取得的摆脱苏联、中国控制的成功。“八月宗派事件”只是对金日成走上“主体”的道路提供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