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一个理论体系、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承于对社会主义“总体性”的认识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价值观自信”四位一体构成。因此，在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还必须讲“价值观自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自信话语体系。　　从一般性来看，所谓价值观自信，是指以主体的价值实践能力为标志的、关于自身利益所在和价值追求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和看法。因此，价值观自信的基本含义有三重，一是基于主体的，即指向主体自我的自己相信与身体力行的心理状态；二是基于价值观特殊性的，即指沉浸在价值观基本内容的特殊性之中的自信；三是基于价值观科学性的，即指因价值观科学性而使得主体践行产生强大自我效能。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它是特指以中国人民的价值实践能力为标志的关于自身利益所在和价值追求——“三个倡导”——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和看法。其基本内涵就是“对价值追求的高度认同”，“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破除对‘普世价值’的盲从”。　　依据价值观的主体性、特殊性与科学性三个方面来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社会主义的总体性为依据，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切入点，对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进行有价值地判断。但是，历史即为差异，那个在19世纪中叶开始在欧洲徘徊的马克思主义幽灵，内在地遭遇时空转换，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都相应地呈现出差异性。今天，在面对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人们省思的焦点应该在坚定对“三个倡导”的自信。　　作为倡导与培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高度认同“三个倡导”的，并对多样性的“意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进行“形态化”的努力，谋求价值共识，以此既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不做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又破除对“普世价值”的盲从。而作为培育对象和践行主体的社会大众，则是耐人寻味的：第一，对“三个倡导”的认同度高、知晓度一般而践行度不够；第二，道德行为纷繁复杂、自我管理水平不高；第三，指向自我的信心指数较高，而指向他者的信心指数明显偏低；第四，对易于转化为个体道德行为的价值准则，在认同度上普遍低于难于转化为德行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取向；第五，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念虽获得较高的认同度，但社会民众对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却未有较高的宽容度。造成这个耐人寻味结果的症结就在于民众存在着价值纠结，而价值纠结又在于主体的迷失，以及实践上的不尽精微。因此，必须立足现有的认同度、践行度以及宽容度，进一步提升价值观自信。有效的做法就是：从客体来讲，则为巩固社会主义核心观的支撑根柢；从介体来讲，则为优化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机制；从环体来讲，则为建构一个由传播机制、融入机制、认同机制、养成机制和保障机制构成的机制链条，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小、落实、落细；从主体来讲，则为重塑主体的时代立场。　　在人类主观意志强烈参与的历史进程中，尽管我们都力图把“未来”紧握于手，但那个不期而至的“例外”又可能随时降临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思索“三个倡导”的未来命运，即能否成为“中国版的共识价值”，最为科学的做法就是作方法论的估价，这就是只有不断“出场”才能永恒“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