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8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就《千年宣言》达成了历史性一致,明确承诺在2015年以前将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减半。中国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展,尤其是农村地区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按照中国的官方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了2007年的1.6%,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同时,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投资也得到快速发展,政府用于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出总额不断攀升。但是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公共投资就越发显得不足,比如教育、医疗卫生条件严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同样滞后于农村发展,公共投资不足严重阻碍了农村减贫工作持续稳步的开展,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明确的,而公共投资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许多研究中没有定论,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将主要就农村公共投资的减贫效应,以及公共投资与减贫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增加是实现减贫的必要条件,而公共投资的投放过程又会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公共投资在经济体系中最终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农村贫困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农业产值、工资水平、非农就业、劳动力转移等渠道来促进减贫。在以上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农村地区公共投资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显示,公共投资确实能够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同时对减贫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其中教育投资对农村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其后依次是农业的研发投资、公路交通设施的投资、电话通讯投资、电力事业、水利灌溉投资和贫困贷款。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这些公共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着很大差异。政府的公共投资在西部农村地区减贫效应最为显著,而在东部地区则相对较小。对不同种类的公共投资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农村公共投资进行适度的调节,有针对性地在不同区域采取特定的投资,实现不同区域农村的快速发展和脱贫致富。本研究遵循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思路,主要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建立起公共投资与减贫之间的分析框架,为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投资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为决策者在利用现有的技术和信息确定公共投资的优先次序时提供更好的指导。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明确指出公共投资与减贫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就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公共投资的减贫效应进行分析,从而制定出最优的公共投资策略;然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管理的提议,采用“参与式”规划的项目管理方式,赋予农民更多参与项目监督和管理的权利,从而实现公共投资效率的提升。本文最后提出了一些关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共投资的建议,只有在深入理解农村公共投资的范围和作用的前提下,优化国家农村公共投资政策目标,突出公共投资的重点和优先领域,才能实现农村地区减贫工作更快更好的发展,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