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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暴露了各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漏洞,各国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注度迅速提升。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我国提出夯实金融宏观调控和审慎监管,政府出台多项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整治市场乱象。一方面,经济政策的出台、变动会加剧金融市场的风险波动,例如“一行两会”的监管新规、房地产市场调控等经济政策的变动,会导致金融市场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当金融危机发生或者经济下行时期,政府又会出台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如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增发国债、降税、增加政府购买等,金融市场与经济政策的关联性更加紧密。基于此背景,本文使用欧洲央行最新的计量模型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指数来测度金融风险,着重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联动关系,试图找到两者之间的动态联动性和风险溢出的规律,并且在对结果的总结分析后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和启示。
首先,本文总结了用于构建系统的金融风险压力指数的现有方法,梳理并评述了用于刻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现有方法,围绕金融时间序列的动态联动性进行方法梳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创新点;其次本文选取财政、金融机构、房地产、股票和外汇5个市场的21个经济指标,涵盖了宏观和微观市场,并运用了欧洲央行最新的ESRB-CISS研究方法构建了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指数CISS,并结合我国的实际金融形势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再次,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EPU,使用VAR模型测检验EPU和CISS的均值溢出效应,并使用BEKK-GARCH模型分析EPU和CISS的波动溢出效应,利用DCC-GARCH模型刻画EPU与CISS之间的动态联动性,最后利用BP检验识别结构性突变点。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第一,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呈现较低的水平,从CISS指数的整体趋势来看,模型实证结果与我国的金融实际运行状况基本吻合,2009年到2018年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分为以下四个阶段,2009年至2011年逐步从高位下降,2012年至2013年压力指数急剧上升,2014年至2015年CISS先降后升,2016年至2018年金融风险相对稳定。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存在双向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经济政策的不确定会造成金融市场间波动的异常变化,风险从EPU向CISS波动溢出;而由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政府为应对这种系统性压力的异常波动而制定或调整政策,造成了CISS对EPU的波动溢出。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正相关性,两者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具有时变性,2009年6月、2013年7月和2015年7月DCC-GARCH的动态相关系数发生结构性突变,这正好对应2008年金融危机、2013年“钱荒”、2015年“股灾”的发生,导致EPU和CISS的动态相关系数波动幅度很大,说明EPU和CISS的波动率对于外界金融形势变化的反应具有相似性。
因此,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要注意结果导向,政策的发布应注意掌控好时机、力度和频率。应该加强对金融信息的统计与研究,全面统计创新性金融产品、影子银行的金融数据,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加快金融综合统计信息平台的科技研发,利用科学有效的建模方法构建我国的权威系统性金融压力指数,更好地服务于宏观调控和满足各类监管需要。
首先,本文总结了用于构建系统的金融风险压力指数的现有方法,梳理并评述了用于刻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现有方法,围绕金融时间序列的动态联动性进行方法梳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创新点;其次本文选取财政、金融机构、房地产、股票和外汇5个市场的21个经济指标,涵盖了宏观和微观市场,并运用了欧洲央行最新的ESRB-CISS研究方法构建了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指数CISS,并结合我国的实际金融形势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再次,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EPU,使用VAR模型测检验EPU和CISS的均值溢出效应,并使用BEKK-GARCH模型分析EPU和CISS的波动溢出效应,利用DCC-GARCH模型刻画EPU与CISS之间的动态联动性,最后利用BP检验识别结构性突变点。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第一,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呈现较低的水平,从CISS指数的整体趋势来看,模型实证结果与我国的金融实际运行状况基本吻合,2009年到2018年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分为以下四个阶段,2009年至2011年逐步从高位下降,2012年至2013年压力指数急剧上升,2014年至2015年CISS先降后升,2016年至2018年金融风险相对稳定。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存在双向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经济政策的不确定会造成金融市场间波动的异常变化,风险从EPU向CISS波动溢出;而由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政府为应对这种系统性压力的异常波动而制定或调整政策,造成了CISS对EPU的波动溢出。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正相关性,两者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具有时变性,2009年6月、2013年7月和2015年7月DCC-GARCH的动态相关系数发生结构性突变,这正好对应2008年金融危机、2013年“钱荒”、2015年“股灾”的发生,导致EPU和CISS的动态相关系数波动幅度很大,说明EPU和CISS的波动率对于外界金融形势变化的反应具有相似性。
因此,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要注意结果导向,政策的发布应注意掌控好时机、力度和频率。应该加强对金融信息的统计与研究,全面统计创新性金融产品、影子银行的金融数据,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加快金融综合统计信息平台的科技研发,利用科学有效的建模方法构建我国的权威系统性金融压力指数,更好地服务于宏观调控和满足各类监管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