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政理论是由一些后发型国家的政治家所倡导并得到实践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发展理论。信奉这一理论的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专制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社会缺乏民主自治能力，不能适应民主政治生活。摆脱困境的办法是训政: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性地对整个社会实施引导或训练，灌输现代政治知识和培养政治能力，为民主政体奠定社会基础。由于这些国家对权威的需要与对民主的渴望同时并存，建立训政体系势有必要。训政体系可以满足训政对政治权威、训政动力以及还政于民的要求，这使训政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发展模式。事实上，一些国家，如菲律宾、土耳其等，都通过训政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可见训政具有政治发展价值。然而在中国，自20世纪30年代迄今，训政理论一直遭受误解和贬抑，甚至是彻底否定。本文试图在政治发展理论的视域之下，梳理和解读训政理论在近现代中国创立、发展和完善的思想演进历程，检讨训政实践的失败与成功，揭示训政理论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价值。　　孙中山是训政理论的创立者。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针对国民奴性深固、缺乏政治知识的状况，为解决从革命到宪政的过渡问题而设计了一个训政阶段，并且规定为国民党的建国蓝图。孙中山设计的训政模式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包括如下要素:一党专政的威权主义政权、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中央对地方自治的扶植关系、还政于民的途径以及训政工作的速成性质。基于若干客观因素，如中国自古存在社会自治的传统、清末地方自治的风尚已经形成、民气难振且又疆域广大等，和地方自治建设是手段与目的并兼之举、也是统一国家与整合社会的需要以及便于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等主观考虑，孙中山选择了自治式训政路径。同时，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复杂的主观原因，也选择了速成性训政路径。孙中山的训政模式如果付诸实施，必须具备以下政治条件:执政党强大有力且信奉民主理想，有一个以民主为职志的领袖，更重要的是已经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训政经费能得到保障。当然，孙中山的训政模式也存在两个逻辑困境:他视宪政为富强的工具，这使他的训政模式带有理想性色彩和激进主义色彩;他急切于民主的速成，然而民主在中国实在难以速成，即使速成也难以巩固。　　孙中山的追随者们在实践情境中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深化了训政理论。他们是在复杂的背景下探讨训政思想的:训政已经付之实践，党内权力斗争激烈，孙中山的遗教存在模糊和不足之处。但他们在理论立场上都无意背弃孙中山的基本思想，也无意寻求自立门户。因而可以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作为孙中山训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胡汉民阐述了强调党权至上的训政思想:在训政中国民党应该始终以政权的保姆自任，并且应该首先训练好自己，中心工作是实施地方自治扶植民权;同时以军队党化、五权分工及训政立法为训政的支援机制;还认为，必须铲除军阀之治，才能维护党权至上的党内权力秩序。扩大会议派宣扬强调民权保障的训政思想:训政应该坚持以党治国的原则，训政时期应该以约法保障民权，应该建立具有独立性的民意机关。蒋介石基于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至上的政治理念，执信完成民族国家建构是进行训政的政治前提，同时认为训政是一项长期性工作，主张渐进训政。　　在训政付诸实践的情况下，也发生了一场颇有规模的关于训政问题的舆论争议。争议可以分成两个对立的理论阵营，即宪政论与训政论。宪政论否定训政的必要性，认为可以而且应该直接实行宪政。宪政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直接宪政论"和共产党人的"边区经验论"。宪政论的批评是建立在对训政理论的误解之上的，对宪政的理解存在简单化的倾向，甚至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训政论肯定训政的合理性、不赞同国民党放弃训政立即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可以分为直接支持训政的"纯粹训政论"和间接支持训政的"非纯粹训政论"。训政论说明了训政制度适用的广泛性，阐发了现代经济开发对于政治发展的重要性，也初步论述了政治文化改造的问题。这场争议尽管存在种种局限性，但它的积极成果丰富了训政理论，也被国民党的领袖所吸取，对于以后训政的改进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的训政实践使训政理论得以完善，也使训政模式的政治发展价值得到检验。1928年10月至1948年3月，国民党在大陆进行了一场训政。由于国民党丧失革命性、内部分裂、组织涣散、整体素质低下，实际上无力担当起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重任;同时由于民族国家建构任务尚未完成，实施训政的现实政治条件并不具备;大陆训政没有达到政治发展目标。表现在:地方自治未能切实进行，民众没有真正得到四权运用的训练;勉强建立的宪政体制既缺乏合法性，同时也向威权主义复归。1949年至1996年间，国民党在台湾再一次实施训政。此次训政满足了训政的预设条件:一是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实现了党的统一，加强了思想和组织建设，成为强有力的政党;其次，通过改善治理，在台湾营造了安定的政治局面。同时，也采用了渐进训政路径，把训政置于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上。训政取得了成功:人民普遍受到政治训练，出现了很高程度的政治参与;实现了解严归宪，建立了竞争性政党体制。实践证明:预设条件缺失，训政断然无由成功;预设条件具备，并采用渐进训政路径，完全可以实现政治转型。实践还表明:训政以实体民主为起点优于纯粹的形式操练;"索还民权"的还政方式也要优于"奉还民权"的方式;训政必然是全民政治训练。　　训政理论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当代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民主的，但事实上却表现为全能主义政治。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途径是改革。改革不同于训政，表现在:二者具有不同的政治规定性，在阶级性质、指导性意识形态、政体的目标模式方面都不同;二者着力点也不同:训政着力于人的政治训练和提高，改革着力于制度的更革和创新;进行策略也有差异:训政强调统一性和规划性，改革重视试验和探索。由于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过程关联性以及国防优先性，具有可选择性和进程单一性性质的训政不可能取代改革。但是改革和训政在政治现代化取向、塑造民主人的政治发展内容方面存在同一性，在民主自治、政治发展动力和提高政治生活的竞争性方面存在接榫点，这使改革可能借鉴训政。训政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借鉴方式是"有限训政"，其基本实施途径是村民自治基础上的县域训政以及城市社区自治基础上的城区训政。　　归结起来可见，以往人们对训政的误解既有认识方法上的问题，也有理论视野狭窄的原因。总结历史，可以发现，训政与维新及改革三种政治建设方案共同反映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和规律，不容否定。还可以认为，训政理论是富于创造性的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的积极成果之一，不应该妄自菲薄，要做的是大胆地借鉴和利用它，而不是遗忘和忽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