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理论的快速发展促成了近期薇拉凯瑟小说研究多维视角的形成，众多文学批评理论纷纷将薇拉凯瑟纳入自己的视阈，使这位曾一度星光黯淡的20世纪初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重归人们的视线。凯瑟作品在人物、主题、叙事结构等方面表现出的复杂性和意义不确定性为众多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但究其根本，对土地的热爱是使凯瑟这位如此关注一个特定地方的作家能够赢得全球读者热爱的根本原因。然而，文学批评界对地域研究的忽视由来已久，作为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虽然薇拉凯瑟的文坛地位无人能够撼动，但其作品中强烈的地域感和对逝去文明及地域中他者文明的欣赏和表现使她往往被贴上怀旧作家、挽歌作家等标签，使她与“保守”和“落后”相联。这种对凯瑟地域文学片面和狭隘的看法限制了人们对她小说更深层次的解读。当代文学地域主义理论将地方视作是理解人类感知或文化的基本范畴，是比空间具有更为具体、意义也更为确定的概念，代表了当前社会一种更为普遍的认知倾向。地域主义文学批评将地域视作是动态的、发展的，补充了物质环境在其它文学批评中的弱势地位，并跳出传统地域文学批评的围囿，将城市纳入研究范围，使地域的概念更加完整，也更加全面。在地域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文学作品中的地域空间不再仅仅是社会态度的概念性标记或流于形式的表面处理，而被视作是文本的基本结构、风格和意蕴，是赋予文本以生命的重要系统。地域文学主义通过对地方的探究来思考人类的迁移、城市化、文化的传播，探究民族叙述之外的多元文化，以及在接受统一的社会价值过程中地域对人的身份修正，使个体身份的定义在种族、阶级、性别的维度之上增加了地域的维度。文学地域主义对地域独特性的强调赋予了弱势群体以话语权，倡导地域是一种复杂的和相互联系的文学概念，并通过积极地参与同前人的对话来建立与我们当今世界的联系。借助新文化地理学的最新理论，文学地域主义从跨学科视角出发，探究人与地方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们如何在混乱无序的环境中建构文化身份的疆界、转而造成地貌的改变，构成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在当今全球化使稳定空间渐渐消逝和个体身份的危机出现时，文学地域主义以更加具体、微观、多元的地域概念来代替较为宏观和同一的存在，打破了以往的传统地域文学研究思路，因而是对文化一元化的抵制和补充。本文立足当代文学地域主义批评的相关理论，以多元、辩证、发展的动态视角，分析了薇拉凯瑟前、中、后期创作的五部地域小说，通过梳理凯瑟地域诗学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其创作中特有的地域人文思想，考察了凯瑟的文学创作与其相关地域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凯瑟的小说是如何解读人与地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以地域为载体来反映社会变革、思考地域对个体身份和民族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凯瑟作品的独特魅力是建立在与地域紧密联系的基础上的，而人与地的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冲突与相互影响是凯瑟创作的深层动力。凯瑟的地域文学创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参与了地域的持续创造，她不断地发现、挑战、并深化了对地域的定义，超越了传统地域概念的局限性，让读者看到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对话与联系。被凯瑟赋予了灵魂的地域从传统小说的背景走到台前，在小说的不同层面发挥着作用，或是人物必须要战胜的困难，或是个体身份完善的催化剂，或是神秘力量的源泉，拥有同人物角色一样的身份。她的人物角色不仅仅生活在地理的地域，还生活在情感的地域、精神的地域和理性的地域之中。在细致地勾画人物在某一地域或不同地域之间生活的基础上，凯瑟探讨了在与地方的互动中个体身份的不断完善与塑造，以及人的流动是如何扩大了其存在的疆界。凯瑟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往往是其与所存在的地域中不同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人物不同的地域经历成为影响其个体身份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不断地从古老或现代的地域、自然或人工的地域景观、现实或记忆中的地域感受、成功或失败的地域经历中获取身份建构的材料，并反过来以自身对地域的理解来改变地域的面貌，以此留下人类存在的标记，突出表现了人与地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人地对话中映射出的社会意识与人性思考。凯瑟笔下的地域既是复杂变换的，也是社会重大变革的发生之处。在对那些从古老传统和浩繁文明中走出的移民生活的叙述中，凯瑟将她对地域的理解扩大到了美国的民族社会生活层面，强调了美国人的这种在不同地域间移动的能力是除对土地的使用和拥有之外的另一种美国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凯瑟对欧洲、美洲文化传统的探寻体现出她对地域文化身份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和对美国文化根源的追寻，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多元文化的接纳态度打破了以往自我指涉的民族主义神话以及安格鲁‐萨克逊文化的主控形式，以维护地域的独特性来保持地域的多样性及持久性。在凯瑟看来，地域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和与世隔绝的，其后期作品中的地域空间在纵向上穿越了历史维度的同时，在横向上则进一步跨越了民族的界限而与世界相连，将地域置于整个世界的大概念之中而具有了普世意义。凯瑟的这种对地域性的理解挑战了她所处时代狭隘的以民族主义对地域概念进行定义的局限性。薇拉凯瑟的文学创作风格简练、优雅，笔下的地域充满了诗情画意，其不断创新的叙事形式挑战了评论界对地域文学作品缺乏艺术创新的定论，在凯瑟的简约文风下隐藏的是她对各种现代派创作技巧的尝试和运用。她以并置和空白等创作技巧来唤起读者的想象力、弱化作者角色、增加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以不断变换的时间、开放式的结局、愈发破碎的叙事结构来织就小说错综复杂的结构框架，表现了她多重的叙事视角和对空间的现代处理能力。凯瑟的地域文学创作不是简单的怀旧或对过去的复述，而是对现代地域意义的探查，是对当前人类栖居的地域空间的探究；它既是乡村的，也是城市的；既是独立的，又是开放的；既是平静的，又是充满矛盾的，因而能够源于地域，而又超越地域的围囿，改变了人们对地域的意义和作用的传统定义，以及对身份归属的理解，是一种超越了表象之上的更广大、更驳杂的地域文化自觉，因此而成为真正能够与世界对话的文学。其小说以地域为依托所传达出的文化特质、人文精神，及其对社会变迁、人的生存本质的探索，激励着我们对现代社会文明进行深刻的思考。薇拉凯瑟与美国西部、西南、东部等不同地域的渊源及亲身体验使其创作的小说真实生动、富于感染力，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地域魅力，也成就了她优秀地域文学作家的美名。以凯瑟早期荒原三部曲中的《啊，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妮亚》为研读文本，可以发现，凯瑟在文学创作初期通过对美国西部早期移民地域重置经历的描写，突出体现了欧洲旧世界对个体重置后地域身份建构的影响，揭示了美国文化与欧洲旧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系。小说中的人物在与地域的协商和互动中，实现由家园丧失到了解地域后与地域的和谐共存。凯瑟对一些特殊地域景物的细致描写表现了拓荒者对土地的征服与利用，以及人地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对失去家园经历的叙述，凯瑟探究了个体在不同条件下与地方形成的各种不同关系。《云雀之歌》中凯瑟对在不同地域间迁移个体的展现，表现了她对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域联系的构建。在凯瑟看来，地域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某一地域的存在要依赖它与其它地域的联系与相互观照，在城市和乡村的对话中蕴含着美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人物的成长与发展同样离不开与地域间的互动，跨越地理和时间界限的地域可以为人物的身份建构不断提供庇护、启示、素材和意义。凯瑟在这部小说中将拓荒的意义拓展到了地域文化中所包含的社会变革，以开放和动态的视角来关注地域间的融合，将发展的元素融入到了地域的建构之中。《教授之屋》是凯瑟中期创作的迷茫三部曲中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中凯瑟挑战了地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立，在地域创作中融入了现代主义的特征。凯瑟利用失败的地域经历、异类的花园和被赋予了多重意义的教授旧屋表现了一名在现代社会的荒原中寻找自我身份归属的个体的迷茫，探究了现代物质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发展对个体身份的侵蚀以及对人的内心与精神造成的伤害。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复杂的结构框架和简洁的文风充分体现了凯瑟对各种现代派创作技巧的尝试和运用，代表了凯瑟创作的新阶段。凯瑟后期创作的历史文本《大主教之死》以美国西南地域为背景，体现了凯瑟开放和动态的地域理念为其创作带来的变化。后期的凯瑟重返她初始阶段积极进取的基调，其更加收放自如、炉火纯青的笔触不仅使小说的叙事形式超越了任何文学类别的定义，而且更为关注人物内心世界对地理地域和地域谱系的超越，在不同地域的对话中，表现出内外的融合与超脱，土地成为多元文化融合共存的人文精神载体，体现了凯瑟对文学普世价值的追求。小说通过一个白人的视角对印第安人的精神世界及其价值观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在两个文明的相互审视、比照中凯瑟颂扬了印第安文明对自然的亲近，表达了对拥有异质特征的他者文化的接纳是这个新生国家得以健康发展前提的思想。薇拉·凯瑟以开放、动态、发展的地域视角和对地域的深刻理解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多重复杂的文学地域。她笔下的地域既是自然的，也是人类的，既是开放的和多元的，也是共性与个性动态地相互影响的结果。凯瑟以地域为基础，对时代变化的回应促使我们不断地采取新的视角去思考地域的意义和重要性，以更加细致、变通和辩证的态度来理解文学创作和地域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全球化的时代，重新审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薇拉·凯瑟，她对艺术的永恒追求使她从文学批评的边缘走上经典的舞台，其小说以地域为依托所传达出的文化特质、人文精神，及其对社会变迁、人的生存本质的探索，将不断激发人们对现代社会文明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