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肖志军案到如今的榆林孕妇跳楼案,医生的家长作风一直为人所诟病,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对医生告知义务内容的详细规定来规范医生的行为,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但是这种办法既违背了法的抽象性和一般性的特点,而且更加束缚了医生的医疗行为。本文以相互承认的观念对医患伦理秩序进行构建,道德承认个体的差异性,甚至鼓励个人通过理性达到医患相互承认的状态,对医疗行为的细节予以明确调整,只会以法的名义剥夺医生的自由,让医生产生对规则反感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医患互动关系中最终也会转移由患者消化。本文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知情同意权的概述。这部分将从医患紧张关系入手进行论述,为随后围绕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伦理秩序的建构提供方向。第二部分是医患伦理秩序的构建。通说将相关的医疗纠纷归因于医患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发生在很多领域,但医患之间的信息的不对称更容易酿成群体性事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个人生活不克制和工业大生产导致慢性疾病的高发,就医规模空前巨大,医患矛盾更显突出,但是医患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古已有之,只能作为医疗纠纷的原因之一,不能作为构建医患和谐关系的根本进路,即使向所有的患者普及医学知识,使患者在与医生的互动中能够监督医生履行相应义务,但这种对医生一方义务的强调不会使医生发自内心地尊重患者,患者其他方面存在的不足,仍然会使自己感受到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医疗纠纷。本文通过分析相关医疗纠纷频发的根本原因,以此为导向构建医患相互承认的伦理秩序,医患任何一方的对秩序的违反都会使自身陷入不利益中,从而形成医患平等互动的动力机制。第三部分是患者知情同意权在现实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主要包括患者同意能力的判断标准,家庭同意的合理定位,书面同意书的效力,以及知情同意权的限制。患者的同意能力应当参考法律对行为能力的规定,以患者的行为动机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家庭同意是患者同意权的延伸,实践中书面同意书的错误使用,使得家庭同意被置于不该有的位置,家庭同意本身具有的合理性使其在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中发挥了积极的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不是一种家长式的权威,在与患者决定发生冲突时,并没有取代患者决定的绝对地位。本文通过对家庭同意的正确定位以及书面同意书的局限性的分析,纠正医疗实践中对患者知情同意权存在的错误认识,切实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另外,本文还分析了对患者同意权合理限制的两种情形,以公共利益目的对患者权利的限制需要法律明确规定,以患者生命健康对知情同意权的限制应当通过制度的设计分散医院在行使紧急医疗处置权可能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第四部分是损害分担机制的完善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侵权责任法将损害在患者和医院之间依据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分担,因诉讼规则和诉讼程序的限制不能有效填补患者遭受的医疗损害,以责任保险的方式将损害进行社会化的分散不仅可以使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还能分散医院的医疗风险,减轻医院的赔偿责任,使医院在医疗活动中更少地依赖书面同意书的证明作用,在患者的生命健康与知情同意权发生冲突时能够果断行使紧急医疗处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