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化研究中,一直贯穿着一个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即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既有方案主要有三种：决定论、能动论和互动论。其中互动论似乎赢得了最终的认可。但笔者认为,互动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决定论和能动论的片面性,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但在看待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上,互动论很大程度上是调和式的。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指出的,互动论仍然坚持的是“and”或"versus"的关系,即自由与支配的关系,而没能转向一种“交互观念”,这种交互观念认为,个体由其置身其中的社会所塑造,而个体之间相互交织的职能网络,又造就了社会(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21)。与歌唱相关的音乐与人的社会化关系,同样有三种观点,即美学功能说、经验主义功能说和综合功能说。音乐的美学功能说认为音乐的社会功能源于音乐的美学形式和内容。该观点将音乐理解为音乐作品,认为音乐的社会化功能源自音乐作品本身；经验主义功能说认为音乐的社会化功能并非源于音乐作品本身,而是源于音乐的现实活动和活动者之间的现实关系,源于个体的音乐经历。经验主义功能说将个人的音乐经历,理解为个体的社会化过程；综合功能说兼顾了美学功能说和经验主义功能说,将音乐社会学的任务规定为研究音乐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的音乐功能两个方面。但笔者认为,综合功能说的逻辑与互动论的逻辑是一致的。虽然综合功能说把音乐社会学的任务一分为二,一部分是音乐的社会功能,一部分是社会的音乐功能,但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本研究以云桂交界地区会唱山歌的中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个体的认知和情感为视角,以个体的生命周期为线索,采用半结构访谈、非参与观察和参与观察的质性研究方法,深入理解了壮族山歌与个体社会化的关系。本研究得出三个主要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壮族山歌与人的社会化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首先,山歌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影响了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值得强调的是,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山歌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内容、形式不尽相同。童年期,社会对儿童的影响是引导性的,对儿童的歌唱行为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山歌很大程度上是在无意识意义上影响了儿童的社会化；而青年期,歌唱群体开始为个体的歌唱行为施加压力,强制个体参与歌唱。在歌唱过程中,山歌一方面影响了个体的行为方式——歌唱,一方面继续将群体的观念、价值、规范及情感向个体传递,山歌在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程度上影响了青年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年期,个体已形成了歌唱的“惯习”,山歌在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和职业角色等多个层面继续影响个体的社会化,外化为生活实践是山歌影响中年个体社会化的主要特点；老年期,山歌在个体适应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个体的山歌实践,山歌向个体传递了老年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适应“退出”社会,是山歌影响老年人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其次,社会化推动了个体的山歌实践。源于社会化过程的认知和情感,为个体的山歌实践提供了框架和动力。无论童年期还是青年期,无论中年期抑或老年期,个体参与山歌活动的动力主要源于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对山歌功能的认知,一是个体对山歌的情感。就认知而言,虽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个体对山歌功能的认识不同,但这些认识都为个体的山歌实践提供了指导；就情感而言,对山歌的喜爱是个体山歌实践的主要动力。第二个结论是,社会化过程中,社会与个体的关系既非决定论所说的强制关系,或者能动论者所说的自由关系,亦非互动论者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而是不断变化的多种关系。其中,既有童年期社会与个体间的引导与自主关系,也有青年期的强制、竞争与合作关系,还有中年期和老年期个体与同辈群体之间的平等娱乐关系。因此,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可变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性质决定于个体之间的具体职能性质(埃利亚斯,2003)。第三个结论是,音乐的美学功能与社会学功能是两位一体的关系。音乐的美学功能必须借助音乐实践才能表现出来,反之亦然,音乐的社会学功能也必须依赖对音乐本质的美学分析。无论是撇开音乐实践而抽象谈论音乐的本质,还是撇开音乐的美学本质而孤立的谈论音乐实践,都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