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骨干力量,追求经济绩效与社会责任的双重任务明显,这种双重任务需求成了国企发展为具有全球竞争力企业的重要背景基础。与此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社会资本加快了国企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转变。但由于股东的异质性,可能会形成社会股东与国有股东的利益争夺,导致在企业决策、任务选择的偏好以及对董事会、高管团队等业务管理层的干预,影响效率。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国企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虽然多年改革,但国企“内部治理外部化”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如何理顺并有效发挥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等国企内部治理结构的关系和作用刻不容缓。综上,本文基于国有企业多任务异质委托的理论背景,同时结合国企改革的现实情境,从核心治理机构中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结构入手,分析国企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结构对于国企双重任务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发展国企改革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结论与创新性工作如下:第一,基于股东的异质性,理清了由国有股东、外资股东、机构股东和个人股东构成的国企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对双重任务的影响特征。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凭借其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基本上能够兼顾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追求;外资股东凭借规范的管理理念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但其投资的特殊性和利益输出性仍然存在,进而会造成对经济绩效的短期丧失;机构股东和高管股东的“逐利性”和“经济人”特征相对更加突出,表现出对经济绩效的重视和对社会责任的排斥;股权混合程度的增加则主要削弱国有股东的作用,并逐渐体现出“重经济、轻责任”的作用与干预。该研究结论不仅理清了四类异质股东对于国企双重任务的直接影响,而且探明了每类股东在混合股权结构作用下的变化和偏差,更为全面和准确地解答了国企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对于企业的深层次影响。第二,基于国企董事的特殊经历与背景,一方面从资源视角考察董事社会网络资源对于国企双重任务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多样性切入判断董事会的不同功能偏好在异质股东与企业双重任务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政府官员型董事的社会网络更加偏重对社会责任的影响,而企业家型董事的社会网络则纯粹促进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董事会的运营决策功能偏好相比监督管理功能偏好而言在股东与双重任务之间更能起到中介作用,即偏好运营决策功能的董事会承担有更多的股东代理人戏份。该研究结论将高阶理论、社会类化理论与国企现状相结合,明确了国企混合所有制董事会结构下的董事资源、功能特征对于企业任务与决策的偏好,为国企董事会的选聘与设置提供了思路。第三,进一步挖掘管理层结构的特征,分析具有不同业务职能类型的高管团队对于国企双重任务的作用力度,同时,从经济激励与非经济激励两大类入手,综合判断高管激励方式的效果。研究发现:生产技术型高管团队只重视对经济绩效的实现,而管理服务型高管团队能够更为全面的促进双重任务实施;高管的任期和声誉激励偏好以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适当兼具对经济绩效的追求,而高管的薪酬和在职消费则基本只注重对经济绩效的实现。该系列结论不仅从业务功能角度给出了高管团队设置安排依据,而且给出了根据企业任务偏好而合理选择高管激励手段的方案。第四,针对国企分类改革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对主要研究内容在商业竞争类和特殊功能类两类子样本内的再次检验,基本结论一致,但也发现:相比商业竞争类国企,由于特殊功能类国企中更强的政府控制力和更纯粹的企业任务需求,因此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所发挥的作用也集中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结论进一步肯定了在进行国企混改时同时坚持国企分类改革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