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浪漫主义历史的关注锁定在有年代标示始终的浪漫主义时代，它的勃兴与寂灭发生在半个世纪之间。人们对这段历史所作的评价和解释千差万别，而我们将要给出的判断所偏重的是这段历史留下的教训以及这份教训对当下美学的指示意义。伯林的自由主义观非常贴近我们的需要，当然，自由主义的身份是作为政治理论得以确证的，我们对美学问题的思考不可对号入座。　　在探求浪漫主义美学病因并为这种时代病症诊断开药时，自由主义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但其中有一种元素一直维系着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联，这就是现代性。现代性是问题的关键，伯林对主流自由主义的辩驳和我们的浪漫主义论题就是从攻击现代性的致命弱点——普遍主义的一元理性——生发出去的，它们反对任何外在的限定和稳固的秩序，最后又都一致地寻求与妥协了的现代性达到和解，这时的现代性所表达的是“交流”的愿望，希望通过重建主、客体之间的现实关联使主体切实摆脱工具理性的掌控，生成主体之间自由的交往与联合关系，届时在价值选择上，将呈现多元的走向与和平共存的信念。伯林的自由主义坚决地拥护建立在“共识”之上的多元共存，因此，在一些关节点上，伯林的自由主义可以为我们解决浪漫主义问题提供有益的鉴照。　　就浪漫主义时代的美学实践来看，自由并未在现实意义上取得任何进展。在费希特自我意识哲学的鼓动下，一味哄抬自我表现的做法使主体重新落入稳固秩序的囹圄，这些秩序是各自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相互之间的排斥使交往无法实现。这是浪漫主义致命的弱点，因为它违背了包含自然本性与社会性的人性现实。拯救浪漫主义美学传统应当从本源进行清理，对个体感性生存境遇的体恤和超越有限生命的关注要求浪漫美学切实把握感性生命的现实关系和重视个体之间达成共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