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9%,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但相对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也导致了资源、能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区开始注重平衡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选择地限制污染产业发展,加快促进其转移和升级。那么,从全国层面看,在充分考虑各地区要素禀赋差异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合理促进污染产业转移,实现地区要素稟赋总量、结构与经济总量、结构的协调匹配,就成为我们亟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区域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形成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这不仅是当代贸易理论的基础,也是产业转移实现的必要条件。在研究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时,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因素,后来扩展到基础设施、技术、政策等领域。随着经济增长引发的环境问题呈现全球化趋势,环境因素在区域产业布局、产业转移中的影响作用凸显。1979年,Walter和Ugelow首先提出"污染避难所假说",将环境规制纳入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分析框架,引发了学者们对产业转移动因的新认识,成为学术领域新的研究热点。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特征是市场失灵的典型体现,这就决定了解决产业发展中环境污染问题将主要依赖政府实施必要的规制,并且在通常情况下,环境要素还具有不可流动性特征,意味着区域环境要素的资源禀赋条件对产业,尤其是污染产业的转移会产生"环境顶板"效应。因此,作为环境规制和产业发展的调控者,政府必须全面认识本区域环境要素禀赋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特征,明晰环境规制—环境要素禀赋—产业转移之间的传导作用机理,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标准和污染产业转移政策,促进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的"双赢"目标。有鉴于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利用自由企业家模型,将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和环境要素稟赋条件纳入企业利润最大化函数,并与消费者效用函数联立求得均衡解,阐释了环境规制、环境要素禀赋对污染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其次,运用非参数数据挖掘方法(MINE方法)和脱钩理论,对2000—2013年我国各省区市环境规制强度及分时期污染产业转移(扩散或集聚)趋势进行了测算,全面把握这一时期我国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转移的现状;再次,利用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又考虑了一般要素禀赋和环境要素禀赋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以及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程度与方向;最后依据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提出合理进行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在实施该类产业区域转移过程中,完成产业升级改造和环境保护双重任务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2000—2013年间我国正式环境规制呈现逐步增强趋势,并与污染产业转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且滞后一期的效果更为显著;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强弱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并受事件性因素的影响显著,趋势性变化规律不明显,其与正式环境规制之间系统性联系较少,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在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存在差异。第二,在考虑环境要素禀赋的情况下,正式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转移之间的相关系数增加,说明正式环境规制与环境要素禀赋之间存在协同效应;而这一协同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环境要素禀赋之间不明显。第三,应用脱钩理论对污染产业区位熵进行测算,发现当前我国多数省份污染产业集聚与扩散交替出现且交替周期长短不一,污染产业的转移方向主要是由经济发达的省份向经济欠发达的临省转移,东中西部之间尚未出现大规模区域性产业转移。第四,环境要素禀赋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水资源和能源总量与污染产业转移显著相关,而土地资源对西部地区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明显。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和涉及相关问题,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继续加大正式环境规制力度,并引导公众关注和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环境要素禀赋的质量结构特征,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利用污染产业转移之机,完成环境技术改造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