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失衡失序、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日益突出,相对落后的空间治理能力与巨变中的国土空间格局不相适应。为此,以国土空间规划为抓手,构建和完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大力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效率和能力,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其中,农村居民点作为国土空间治理的短板和破解城乡用地矛盾、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焦点,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关注。基于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结合政府宏观政策,学界从土地利用、城乡关系、乡村可持续发展、人口迁移、社区治理等不同视角开展了大量研究,集中探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结构及功能、演变规律、驱动机制、整治策略等问题,初步形成了农村居民点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成果。但是,就特定区域的农村居民点而言,对其空间格局特征、演变过程、变化趋势及优化策略的研究还缺乏针对性,在理论框架构建、分析工具应用、利用策略设计方面有待深入。实践中,承载重要产业与都市拓展的山地都市边缘区,既要满足产业用地发展需求、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又要挖掘、发挥乡村景观生态功能,为城市拓展提供用地保障和生态屏障,故研究该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向、模式和技术,既有利于丰富农村居民点演变及布局优化研究的基础理论,也有利于为区域优化城乡土地利用格局,促进城乡融合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具体实践提供参考。因此,本文瞄准在城市化、工业化压力下的农村居民点为主线,基于国土空间治理视角,把具有地域特性的山地都市边缘区作为研究对象,并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作其实证研究区域。研究基于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采用蚁群算法、元胞自动机及其他空间计量分析方法,遵循“现状特征—演变过程—模拟预测—布局优化”的逻辑脉络,探讨该类型区域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形态、演变机理及其优化路径,以期能够为研究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的形态特征、演变规律及优化策略提供借鉴。本文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理论分析表明,山地都市边缘区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因特殊地貌形态与众多自然与人类要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分布模式与格局。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既要考虑自然因素影响,又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特殊地貌形态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选址,受高程、坡度、地灾、水源、建制镇、道路等因素影响,在微观尺度上形成众多不规则的用地形态,进一步导致空间分异与空间格局的无序。总体呈现集聚式、带状分布、自由式和放射式四种空间分布模式与格局,且各种模式与格局均有一定的优劣势,较好的适应了低山丘陵区特殊地貌形态。利用Arc GIS空间统计分析功能,并构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异特征描述指标体系,分析结果发现,两江新区镇域尺度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差异,表明了城市化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具有一定影响,距离市区较近的乡镇城镇化水平高,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相应减小;而受坡度、高程、地质灾害、水系、交通条件及城镇化的影响,居民点用地规模在不同地域条件下存在较大差异。8%左右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在海拔500m以上山区,38%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在坡度15°以上区域,5%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在地质灾害高发区,40%的农村居民点位于河流水系1000m缓冲区之外,24%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在城镇2000m缓冲区之外,47%的农村居民点距主要公路距离大于2000m,结合分形维数测度,表明愈是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差的区域（如古路镇、石船镇、木耳镇等）,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愈加复杂,反之,愈是临近城区的区域（如石马河街道、天宫殿街道等）,农村居民点斑块愈加相对规整;在地形约束下,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总体上呈条带状分布,且以地形为主导因子,但区位条件的引力作用逐渐凸显,并由此孕育出多样化的空间分布格局。（2）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过程异常剧烈,受到研究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城镇规划、产业布局及特殊的地貌单元的自然因素等驱动。山地都市边缘区的农村居民点演变存在散居村落→中心集聚→深度集聚→城镇边缘的一般演替过程。在演化初期,居民点布局主要受到自然各种因素影响,而到后期居民点布局更多的受到经济社会影响。在当前国家“三条红线”控制下,都市边缘区能够获得城镇建设用地的渠道,只有通过“增减挂”来实现,必然要求更多低效利用的的农村居民点复垦,这进一步改变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用地形态。此外,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同推进必然要求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人口的转移相协调,进而实现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形态产生显著的影响。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地形坡度是最主要的自然驱动力,但主导性的驱动力在于交通道路条件的改善和城市的扩张推动。基于土地利用空间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等,运用景观生态分析技术、核密度估计法、土地利用动态转移度等方法,对2010-2018年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剖析和刻画;应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针对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演变的驱动力进行识别后,在这一时段内农村居民点总体分布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多数居民点布局在道路缓冲区4000m范围以内,既在城市周围聚集,也在距离城市4000～5000m处聚集,但5000m以外完全消失,而城市缓冲区1000m范围内和道路缓冲区1000-2000m范围内,农村居民点的平均斑块面积收缩剧烈;两江新区设立以后,区内农村居民点动态变化剧烈,破碎化、零星化、缩小化现象突出,用地形状规则化,斑块密度保持平稳,聚集程度提高,被其他用地类型替代的趋势日益显著,比重逐渐降低;2010-2018年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转移动态度（K）为负,转出度均高于转入度;自然驱动力主要作用于地形条件较差、地势高、远离水域,农村居民点景观优势度大的区域,交通道路条件及城市扩张是推动农村居民点斑块形状规则化的主导力量,而经济驱动力、社会驱动力的不确定性则导致居民点斑块形状的复杂化。（3）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是农村居民点在时间空间上形成的空间格局、功能的综合体系,农村居民点演变受经济社会等众多因素影响,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点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不同的演化状态,对其规律和过程研究是可以科学模拟预测的。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逐渐减少是其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趋势,未来2030年农村居民点将随着城市扩展加快收缩,总体用地规模、人均用地规模下降,土地集约化程度提高。基于城乡统筹视角,建立转移面积矩阵和土地适宜性图集,利用MCE-CA-Markov模型模拟两江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趋势,结果发现,2010-2018年两江新区建设用地不断增加,耕地和林地逐渐减少,农村居民点逐渐减少;模拟2030年农村居民点规模及其空间分布,农村居民点较2018年减少1728.95 hm~2,占比下降1.47%,且分布随经济发展更加密集,特别是中部和西部部分区域图斑高度聚集;验证结果表明,利用MCE-CA-Markov模型模拟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化,为未来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合理配置城乡土地资源、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参考,该方法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4）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布局的适应性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点,需据此设计差异化的居民点整治和优化策略。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水土镇、复兴镇、施家梁镇、蔡家岗镇、木耳镇以及东南部龙兴镇、复盛镇、铁山坪、郭家沱镇以及鱼嘴镇,一般适宜区多聚集在两江新区中部的双凤桥街道、玉峰山街道及双龙湖街道,不适宜区主要分布在石船镇、古路镇及木耳镇北部;从布局优化结果来看,优化后农村居民点总面积仅减少了132.75 hm~2,但取代了之前的零散分布状态,呈现高度集聚态势,并主要分布于北碚区的水土镇和复兴镇、蔡家岗镇和施家梁镇,江北区的寸滩街道和铁山坪街道、鱼嘴镇和复盛镇,渝北区的龙兴镇。尽管方案趋于理想化,却为实现农村居民点布局相对集中,及改善农村的居住生活环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战略方向。据此,以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充分考虑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资源、产业、区位、交通等条件,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优化可按照城镇化优化、交通要素主导优化、农村旅游带动优化、迁村并点优化及产业带动优化等五种策略:城镇化优化型居民点应逐步纳入建成区范围,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交通要素主导优化型居民点要沿着交通主干线进行适度归并,使居民点更加规模化、有序化;乡村旅游带动优化型居民点应借助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区位条件,结合农村居民点布局独特的景观效应,合理划定“三生空间”,打造特色田园综合体;迁村并点优化型居民点应以扩大现有居民点规模、合并周围规模小的居民点、整合邻近的同类型居民点为抓手,集中修建规模化的住宅社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农村居民点连片发展;产业带动优化型居民点应立足于服务二产、三产发展,对现有村庄进行复建或合理开发,并进行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其在空间上更加集中。综上所述,虽受山地都市边缘区原生地形约束,但农民居民点时空变化剧烈,主要驱动力则来自交通道路条件的改善和城市的扩张推动,并导致居民点斑块的空间形态在远离城市的区域趋向复杂,在靠近城市的区域趋向相对规整,且随着城市扩展加快收缩,总体用地规模、人均用地规模下降,土地集约化程度提高。运用IDRISI软件的MCE-CA-Markov模块,探究各类影响因素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的聚集程度及空间演变的特征,并根据影响因素的聚集程度及空间分布特征来确定适宜性函数,开展ArcGIS空间分析和Geosos中的ACO蚁群优化,为系统揭示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的形态特征、演变规律及优化策略提供了区域参照和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