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边疆史地和历史政区地理为视角，提出民国年间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设置了多种形式的特殊过渡型政区，这些政区在名称、内部组织形式及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与内地正式县级政区存在很大的差别，带有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其设置的目的是加强边疆的管理和开发，创造条件为将来设县做准备，因此，此类政区是具有极大过渡性的典型的预备县。历史上，云南边疆地区逐渐成为正式县级政区设置的薄弱区，但经过民国时期边疆设置大量特殊过渡型政区的过渡，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边疆县级政区的建设，这一过程是云南乃至全国政区建设的重要阶段，不应忽视。有鉴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云南边疆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及分局、对汛督办、设治局、殖边督办等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清末云南边疆的行政管控薄弱和县级政区设置空白的特点，厘清了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的演进历程，并分章论述了各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设置的背景、设置过程、政区要素的形成、特殊过渡型特点及其影响。全文分六个部分进行论述。　　 首先，论述了清末云南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认为云南沿边地区典型的高山深谷与重瘴叠加的地理生态环境，构筑了阻碍国家行政管理深入边疆的生态屏障，加之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流官势力不得不依靠土司对边疆进行间接管理，致使边疆地区形成了土司林立、县级政区设置疏散、国家行政管理薄弱的政治态势。晚清以来，中缅、中越之间的宗藩体系被打破，云南边疆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催生了危机重重的云南外交问题。为了应对边疆危机和强化边疆的管控，必须打破云南边疆旧有的政区体制。鉴于云南边疆地区特殊的行政地域结构、民族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民国政府设置了大量特殊行政区划作为沿边地区设县的准备，渐进式的推进了云南边疆地区行政区划体系的重建，构建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的正式政区体系。　　 其次，分析了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的演进过程。认为边疆县级政区建置作为近代应对边疆危机和强化边疆管控的主要手段，从清末改制到民国政区调整，成为西南边疆政区改革的主要特点。晚清政府曾在云南边疆进行了设置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的尝试，民国初期“废府存县”，云南县级政区呈现出越往边疆越疏散的空间分布态势，不利于边疆的管控和边疆危机的应对。因此，云南省县级政区建置急需进一步完善，民国政府则积极推动了这一进程。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云南省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在民国时期已经基本完成，奠定了云南省现行行政区划的基础;第二、云南省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基本上都在边疆行政管理薄弱区，因此，民国年间，云南县级政区改革就是云南边疆县级政区改革。可见，国民政府在云南边疆行政区划建设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加强边疆的管理，加速边地开发和建设，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感，应对边疆危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一行政奠定了基础。　　 第三，分析了对汛督办向准县级政区的演变。中法战争之后，中越边境交涉事务增多，大量“游兵散勇”扰乱边境社会秩序，为此，中越互设对汛督办，作为专管军事、国防、外交事务的机构，中方则设置了河口、麻栗坡对汛督办。民国年间，对汛督办在改革中逐步弱化了外交、军事权，增加了行政司法权;建立了一套行政机构，驻地在河口、麻栗坡，拥有固定的行政治所，直属省政府;同时，进行了幅员和边界的勘划，通过户口调查，管控了区域内的人口，实现了“掌土治民”，因此，对汛督办具备了形成行政区划的条件，完成了从国防外交机构向行政区划的转变，为实现向正式县级政区的过渡准备了条件，加速了河口、麻栗坡边地社会走上与内地一体化发展道路。　　 第四，认为车里宣慰司以十二版纳为基本的地理单元，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等级森严的土司行政管理系统，民国初年，划十二版纳为八区，设置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和分局，拉开了车里地区政区改革的序幕。通过政区改革，打破了土司地区原有的行政构架，构建了流官体系的行政构架，解构了车里地区以版纳为地理单元的土司政治地域结构，建构了与内地正式行政区划一体化发展的地域结构，这种打破和建构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政区过渡的过程，促使车里宣慰司地区走上了与内地正式行政区划一体化发展的道路。　　 第五，设治局的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地方行政区划的划一调整，规定在有设县必要，而设县条件不成熟的地方设置设治局，为将来设县做准备。云南省先后设置的二十一个设治局，从空间分布来看，主要沿边疆地带呈环弧形带状分布，目的就是通过各项行政措施的展开，打破边疆土司政治格局，缩小与内地的差异，消除了边疆行政的障碍，创造条件促使边疆政区逐步向正式县级政区过渡，走上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的道路。　　 最后，分析了云南边疆特殊过渡型统县准政区:殖边督办。鉴于职掌边疆的开发，处理边务，巩固国防的需要，云南边疆设置了第一殖边督办和第二殖边督办作为废除道制后的行政衔接，在政区调整过程中实现边疆行政管理上的过渡。殖边督办是设置在边疆地区的、云南特有的特殊过渡型准政区，并在政区层级隶属关系上，形成了沿边地带的三级制和腹地的两级制同时并存的复合体系。　　 总之，民国年间，云南边疆设置的弹压委员、对汛督办、行政委员、行政总局及分局、设治局等特殊政区形态，最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为正式的县级行政区划，从而完成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县政建设，实现了国家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直接行政管理。同时，加快了边疆开发进程，缩小了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强化了边疆行政管控，是国家行政区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民国年间应对西南边疆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区划体制建设实现边疆控制、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