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正为污染环境罪,进一步扩大了处罚范围,对于惩治环境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以及配套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明文规定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这导致学界对本罪罪过形式的争论和司法实践对本罪罪过形式认定不一的局面。樊某东等污染环境案罪过形式上的争议及其司法认定不一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学界存在着过失说、故意说和双重罪过说三种观点。过失说沿袭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故意说不当地适用客观超过要素理论,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这两种观点由于采取的是规范论标准,忽略了事实的重要性,且会不当缩小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不符合本罪的规范目的,因此不可取。双重罪过说在规范论的基础上引入事实论,采取规范与事实的双重判断标准,且有利于惩治环境犯罪,是可取的。不过,本罪的双重罪过在理论层面表现为可为故意可为过失的并存状态,在司法终局意义上仍为要么故意要么过失的单一罪过形式。基于此,案例一中樊某东等三人的罪过形式应认定为故意,案例二中阚某甲的罪过形式应认定为过失,案例三中张某等三人的罪过形式应认定为故意。显然,法院对于樊某东等人的罪过形式认定为过失、对于阚某甲的罪过形式认定为故意,是不当的;而法院对于张某、李某等人的罪过形式认定为故意,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