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财产权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历久弥新的话题。在古典宪政理论上,按照自然法学的观点,财产权属于自然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并列,共同构筑成人权体系的坚固基石。尽管生命权是最高的,但是能使生命得以维系、延续的却是财产权。“贫穷无自由”。自由权也是以一定的财产权为基础的。人的自由生存离不开占有一定的财产来维持和改善生活,财产之于个人,是现世幸福的基础。作为一种基础性权利,财产权构成了人之生存的根本前提。为了实现通过财产权所体现的人的基本价值,私有财产权历来在西方宪政国家的公民权利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对财产权的保障作为近代自由国家赖以建立的一个基点实际上构成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极其有限而脆弱的。我国的法律传统中缺乏明确界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观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私有财产权的价值才伴随着宪法的修改与实施持续性地通过各种形式凸显出来,并逐步改变着人们对财富的看法与理念。但是,基于中国宪政经验与历史教训的认识,也有些社会成员对私有财产权能否得到实现持有怀疑的态度。在质疑甚至批评的声音中,2004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原则,3年后的2007年历经8次审议《物权法》得以颁行。修宪与立法的历程见证着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私有财产权保护观念的巨大变革,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表达了对现代法治精神的尊崇,反映出国家落实贯彻宪法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现在看来,要不要在法律上明确保护私有财产权已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落到实处。因为,宪法修改与《物权法》颁行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重要一步,但远不是最后一步。一部物权法,不可能把未来的社会生活包揽无遗,物权的发展乃至物权与行政权的协调必须向行政法开放,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现代公法和私法的共同任务,现实的中国也需要私有财产权法律的保护完整方案。本文的分析即是针对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借鉴德国法学大儒耶林内克的基本权利体系理论并引入行政法领域所展开的尝试性论证。首先,概括地探讨了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实践,着重分析了私有财产权在中西方的迥异演进脉络和保护现实。其次,考察了私有财产权在公私法意义上的内涵区别,试图揭示行政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力度与幅度;最后,将耶氏的“地位理论”引入到行政法中来,以期塑造行政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全景格局,分别重点论述了私有财产权的防御权/抵抗权功能;受益权/请求权功能;制度性保障功能。本文的论述主要采取了私有财产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功能视角,认为当从私有财产权的权利功能视角谈及行政法保护的时候即意味着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从相对人的角度,从而将权力置于权利之下,使得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意蕴彰显着蓬勃生机和时代气息。文章力图探讨,对于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不能囿于宪法研究传统的思维局限,将保护私有财产权简单理解为单方面强调限制政府权力,从而维护个人免受国家行政机关恣意干涉的空间;同时也强调在服务行政和福利行政的时代潮流中,保护私有财产权还必须保障相对人的受益权。因为不仅存在国家不能做的事情,而且还存在国家所必须做的事情,国家必须承担一些积极义务。私有财产权必须从传统机制中的“防范国家的权利”或“针对国家的权利”转变为“通过国家的权利”或“向国家要求的权利”。为此,必须加强和完善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行政法制度构建,为保护私有财产权提供坚定的法律支撑与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