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的几位重要作家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小说中人与动物之间的情绪互动为视角，考察现代主体如何塑造动物形象来建构自我，以及小说中的动物书写又如何解构自我，使其呈现分裂状态。　　本文认为，西方启蒙文化“人”的概念是以诸多“他者”为反观对象建立起来的，动物便是其中之一。这在自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中有充分体现。维多利亚时期是历史上公认的人类-动物关系极其重要的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尔文发表了进化论，博物学也到达新的高峰。此时17世纪以来的西方理性精神在工业革命和海外征服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启蒙主体显示出它光明显赫的一面。但维多利亚时期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时代，在文学的现代主义发生之前便已体现出自我的分化和边界的模糊。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等问题暴露了帝国的内部分裂。而潜藏于这些白/黑、男/女、英国人/爱尔兰人或犹太人等二项对立背后的是人类/动物差异，动物喻说成为西方现代主体以他者为对立面建构自我的内在逻辑。因而考察人类-动物的关系对于我们探究现代自我的内部变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文代表性地选取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家的经典小说文本，从心理和文化的角度考察了这些小说中的人类-动物关系及相应的时代、社会背景及变迁。论文考察了赖德·哈格德、爱米莉·勃朗特、罗伯特·斯蒂文森、H. G.威尔士、布莱姆·斯托克、约瑟夫·康拉德等作家的小说，分析了其中的动物书写及其人类-动物情感图像。在以哈格德为代表的探险小说中，海外狩猎场景建构了“伟大的白种猎人”的帝国形象，狩猎及其经济回报构成了一个兴奋、刺激、愉快的情绪链，塑造了西方白种猎人的身体和欲望，使之渴望不断重复，形成固定的探险小说模式。但如哈格德这样狂热的狩猎者在晚年却转变为心怀忏悔之情的动物保护者，论文探究了其心态转变及其时代背景。爱米莉的《呼啸山庄》则展开了一幅人类对动物的同情和移情景象，希思克利夫这一形象可解读为维多利亚时期常见的动物伴侣，它寄托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与动物的天然联盟情感及反抗精神。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普及，19世纪末的“世纪末焦虑”表达了对失去神性的“血腥的爪牙”自然的畏惧和人可能退化的“返祖”恐惧，这集中体现于19世纪末哥特小说的“怪兽”形象中。然而，斯托克的《德拉库拉》和威尔士的《莫罗博士的岛》等哥特小说一方面表达了以“怪兽”为载体的时代恐惧，也在恐惧中潜伏着对恐惧对象的欲望，对“兽性”的拥抱和狂欢之情。论文最后以康拉德的《吉姆爷》这一维多利亚时期的收尾之作考察了人对自身动物性的反思。论文指出在引起羞耻感的观看下主人公对自身“动物性”的反思既有维多利亚时期的博物学背景，也有英帝国衰落之际对自身“伟大”人性的强力维持，对自身动物性的拒斥。它与西方典型的如《俄狄浦斯王》中的启蒙主体是一脉相承的。　　论文考察的各种动物-人类情绪，如狩猎的快乐和兴奋、对宠物的同情、对哥特野兽之恐惧，反思自身动物性的羞耻都说明现代主体向动物的转化，借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概念，即“生成-动物”。“生成-动物”表明现代自我朝着它自身得以建立的反面转化，帝国主体得以建立的理性/非理性、文明/野蛮等二元逻辑在情绪上遭到了严重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