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保护意识不断觉醒使得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也逐渐在部门法中得以体现。自苹果公司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密钥解锁事件曝光后,侦查中的个人信息权保护问题进入大众视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给以讯问、询问、搜查、鉴定、调取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侦查行为增添了新动能,同时还催生了许多新型的数据侦查手段,改变了侦查过程中信息收集、使用行为传统的“有形力”的面貌,使侦查行为更具“隐形化”的同时对于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提升了个人信息权遭受侵害的风险。《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生效,标志着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步,刑事侦查作为对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进行平衡的特殊领域,需要立法的特殊关注,但立法实践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力度略显不足。完善刑事司法领域尤其是刑事侦查领域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比较研究、判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拟从刑事侦查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背景为切入点,主要包括概念厘清、矛盾分析、意义阐述三个方面,对我国侦查中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的背景进行介绍,突出侦查中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必要性。第二部分从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模式和具体保护内容两个方面,对域外典型国家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模式和内涵进行分析比较。第三部分根据我国实践情况,论述我国在实践中存在的侦查行为对个人信息权干预不断加深、信息处理者的保密制度不完善、相应的监督救济渠道不畅等问题。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落脚点,在综合我国现实情况和国外相关领域保护经验基础之上提出制度完善建议。在侦查程序中确立权利化的保护模式,确保侦查活动在信息收集、使用的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厘清新型技术侦查性质并据此制定分阶段的管理措施;通过扩大保密范围、细化信息保管和处理流程对信息保密制度进行完善;强化检察机关司法监督职能,加强对侦查机关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全过程的监督,重新解释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激活法院司法审查效力,建立以检察院外部监督为主司法审查为辅的多元监督体系,最后建立侦查失范行为的惩戒和赔偿机制,畅通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