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出现了“恐怖主义”一词以来,对于“恐怖主义”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各种关于“如何打击恐怖主义?”、“如何应对恐怖主义?”抑或“如何治理恐怖主义”的文献数不胜数,但这样的文献多是从具体的政策操作层面来研究恐怖主义问题,将“恐怖主义”等同于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来进行分析;另一方面,真正从理论视角深入地解读、分析恐怖主义的文献却不多见。但正如迈克尔?霍洛维兹(Michael C Horowitz)在2010年《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中指出的那样:“在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再探讨怎样政策应对恐怖主义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从理论视角来研究“恐怖主义”才是学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①这就成为了本文的研究主题。一、问题与研究途径如何从理论视角来分析恐怖主义?本文认为应该借助于建构主义规范研究的视角。规范是主体间的行为准则,不必然与“积极”、“正确”相联系,经济学家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认为:规范就是行为体之间被共享的信念或准则,它允许行为体估计群体内部其他行为体会采取何种行为的概率,并举例说明在盗窃集团内部也存在自身的“群体规范”(“小偷之间的荣誉”)。②从这一概念界定来看,“恐怖主义的演化”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规范,其生成与演化的过程,应该视为建构主义规范研究的领域。在笔者整理建构主义的规范研究成果中,发现当前建构主义规范研究却存在着显著的“良好规范研究”的偏好(nice norm bias)③,即建构主义学者把民主、人权等西方“良好规范”的生成与传播视为通向更文明世界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组成部分,既不涉及其他类型的规范,更未探讨其他类型的规范是否得以生成、传播的问题,而把规范研究的本质就等同于西方主导的“良好规范”的研究。建构主义学者对于世界上其他类型的规范的总体态度是常常避而不谈,从而使规范研究成为一个只好不坏的有趣“伪命题”,但在国际社会中,显然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非西方规范,也许不是“良好规范”,但不但生成,且传播的尤为迅速。以“塔利班化”(Talibanization)规范为例,为何高举“吉哈德”旗帜的“塔利班化”愈演愈烈?这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规范的研究不能再只关注西方主导的“良好规范”的研究问题,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研究其他类型的规范的生成机制?其他类型规范的生成机制与西方“良好规范”的生成机制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如果这一规范是坏规范,甚至是恐怖主义规范,研究该规范的生成机制就能为中国外交提供及时的应对措施。二、研究思路与研究领域本文的前提假定有三:前提假定一,实践本体论。前提假定二,实践中性论。实践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根据布迪厄的理解,实践是模糊的、盲目的和不确定的。①实践既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前提假定三,规范中性论。规范的本质特征在于主体间性,是集体持有的行为观念,所谓规范,其实就是某一群体的一种行为准则,规范不必然与“适当”、“积极”相联系。在前提假定的基础上,且结合规范生成的逻辑,本文的研究主假设是:“反抗失败的实践”—→“恐怖主义规范的生成”。那么,“反抗失败的实践”如何影响“恐怖主义规范的生成”?本文认为:“反抗失败的实践”—→“受损身份”/“语言意义的恐怖化链接”—→“恐怖主义规范生成”,其中,“反抗失败的实践”是自变量,“受损身份”与“语言意义的恐怖化链接”是中介变量,“恐怖主义规范生成”是因变量。主假设可以推演为如下两个分假设:假设一:“反抗失败的实践”所导致的“身份受损”程度越强,身份的实体构成要素②与规范构成要素的受损程度越强,行为体的暴力化倾向越强,“恐怖主义规范”越容易生成。假设二:“反抗失败的实践”导致了行为体倾向于以“暴力、圣战”的方式框定“吉哈德”的语言意义,即:反抗失败的实践导致的“吉哈德”语言意义的暴力化、恐怖化程度越强,“恐怖主义规范”越容易产生。遵循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将具体研究领域设定为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化”。阿巴两国地处中亚、南亚和西亚之间的交通要道,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同时又是文化交往的舞台,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从历史进程的层面上来看,聚居在阿巴的普什图人的历史几乎是一部被外部力量征服和统治的历史,过去30年来的残酷战争更几乎全部摧毁了普什图人的社会结构与国家现代化的成果,这直接导致了“塔利班化”的生成。三、结构安排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介绍了本文的研究问题与选题原因,第二节介绍了本文的前提假定与研究设计,第三节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第二章是文献梳理。共分为两节:第一节是恐怖主义滋生的理论诠释,第二节是建构主义规范生成的文献梳理。通过梳理发现,尽管建构主义对于规范问题的产生、内化,甚至退化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存在着显著的“良好规范”的偏好(nice norms bias),以致其他类型的规范研究,尤其是“非良好规范”的研究,长期处于缺失状态,这就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第三章是概念界定。明确界定概念是展开任何一项研究的基础。本章界定了“恐怖主义规范”、“实践”与“受损身份”三个核心概念,这也是本文的重要研究变量。第四章是理论依据。在梳理了研究文献与界定了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这一章进入了本文的核心领域:即解释“实践“如何影响“规范生成”?本章分析了“实践”通过“身份”与“语言意义”两个中介变量影响“规范生成”的理论依据。第一,“实践”影响“身份”,第二,“实践”影响“语言意义”,第三,“身份”、“语言意义”影响“规范生成”,即:(实践——身份/语言意义——规范生成)。第五章是本文的具体理论逻辑部分。第四章对于“实践”—→“规范生成”的理论依据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那么,第五章的目的就是在理论依据的基础上,结合特定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情境,分析恐怖主义规范产生的具体原因。即具体解释“反抗失败的历史实践”如何影响“恐怖主义规范的生成”?本章认为:“反抗失败的历史实践”—→“民族身份受损”/“宗教教旨、教义(语言)意义的恐怖化链接”—→“恐怖主义规范的生成”。第六章、第七章是本文的案例检验部分。根据上述:“反抗失败的历史实践”—→“民族身份受损”/“宗教教旨、教义(语言)意义的恐怖化链接”—→“恐怖主义规范的生成”,可以推演为如下两个分假设:假设一:“反抗失败的实践”—→“身份受损”—→“恐怖主义规范生成”,论证假设一是第六章的研究重点;假设二:“反抗失败的实践”—→“宗教教旨、教义(语言)的恐怖化链接”—→“恐怖主义规范生成”,检验假设二是第七章的研究主题。第八章是结论。总结上述八章,可以得到本文的研究框架图。第一部分是问题与假设,包括第一章:问题、研究假设与研究意义,第二章:相关文献梳理,第三章:概念界定;第二部分是理论逻辑部分,包括第四章理论依据与第五章理论逻辑部分;第三部分是案例检验,包括第六章与第七章,第四部分(第八章)也就是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