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从1842年开始,中国近代教案问题持续了70余年,遍布全国各省区,数量多达上千次,影响极为深远,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的宗教问题有着本质差异。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南昌教案”,是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中国第一大教案,也是唯一一例因朝廷命官在教堂受伤,随即死亡而引发的教案,其事件发生本身之离奇诡异,其事态发展及其背景之扑朔迷离,其后续问题处理之复杂曲折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造成的深远影响等等,都极具时代特色和历史厚重感。然而,对“南昌教案”的研究却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笔者的搜寻结果大致为:海外没有涉及“南昌教案”的研究论文,台湾地区1篇,大陆地区3篇,资料汇编1本。此外别无专著,论文也存在着宏论多,具体研究分析少的现象。这种状态,与史学界一直较为关注中国近代教案的大趋势不相吻合,这也为本文的继续努力留下一片施展空间。笔者还意识到,以往对“南昌教案”的资料整理在当今视野下已经过时,不仅对今人全面研究“南昌教案”和做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不利,而且“南昌教案”研究现状的形成也与此不无关系。因此笔者在对其它相关资料加以基本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江西省图书馆所藏影印报刊和国家图书馆存藏的报刊缩微胶卷等,重点对相关报刊资料进行全面搜寻,然后将《大公报》、《申报》、《时报》、《新闻报》、《中外日报》、《北京日报》所刊“南昌教案”的资料加以辑录汇编,并编成表格,以利于提纲挈领,全面把握,不仅为自己也为学界日后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在此基础上,本文从透视晚清公众传媒如何产生影响的角度,关注当时国内主要报刊对“南昌教案”的传播、评判及对社会各阶层产生的强烈影响等,加以分析和再研究。笔者的研究结论是:当时主要报纸都对“南昌教案”给予了高度关注,其跟踪之紧密、报道之详尽、议论之泼辣,具有鲜明的晚清时代特征。依其报道重点和议论主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开始是对教案中的民众“暴力”行为表示反省,并为清政府解决教案积极建议的“观望”阶段;继而对法方提出江召棠为自杀极为不满,大量刊登江“被害”的相关文章,并主张清政府应对法国持强硬态度的“期望”阶段;再后进入怀疑江西地方政府,并开始发掘江县令遭刺背后的官场黑幕和枉法事件的“失望”阶段;最后发展到对清廷媚外妥协、草草结案十分不满,直接抨击清中央政府的“绝望”阶段。如果进一步把这四个阶段放到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由民族主义引发的民意舆论,以及改良运动与清政府主导的“新政”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去考察,还可以看到“南昌教案”还反映出:清政府已经不能担当主导“大变革”的历史使命,期待和呼唤一个新历史时期到来的普遍意义,已愈发明显地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