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1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准确刻画用户的精准模样,带来了科技发展的新变革。金融领域素来拥有大量的数据资源,对于金融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大幅度提高金融企业的运营效率,金融科技发展的空间大有可为。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通过金融机构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技术为各自打造的资产管理投资方案,从而获得最大化投资回报。我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也提出了高度重视,积极规划,并且在国家战略层面确定了“智能金融”概念,期望人工智能技术更好的运用在金融领域。智能投顾便是其中的代表产物。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监管都是以机构监管模式主导,由于金融业务的创新,往往对于某项金融产品的监管涉及到多个领域,借鉴欧美经验,我国的监管模式可以向行为监管、功能监管转变;此外,对于金融创新产品还可以采用“监管沙盒”模式,进行风险测评,减少投入市场上可能引发的市场性风险。投资者保护也是金融监管的重点,监管部门还需要注意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加强投资者教育。投资顾问最早源于美国1940年出台的《投资公司法》及《投资顾问法》,美国的投资顾问实际上是基金管理人,可以接受全权委托,而我国的投资顾问开展的是投资咨询业务,并不具有资产管理属性,所以本文首先致力于厘清美国与我国对于投资顾问的法规区别,借鉴美国成熟金融市场的准入规则,创设投资顾问下的全权委托资产管理业务,完善投资顾问的业务结构。智能投顾在传统投资顾问的基础上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方式,提高了服务效率,降低了代理成本,能够提供更客观的投资建议。但技术模式隐藏了真实的义务承担主体,必须要穿透技术的黑盒,明确业务主体的信义义务与合规义务。本文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智能投顾的在不同国家使用的表述,明确智能投顾的概念界定;概述目前各国智能投顾业务的发展状况。第二部分,分析智能投顾在现阶段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人工智能的法治持鼓励态度,但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未出台明确的规制文件,智能投顾发展还不够完善。一方面由于智能技术所囿,投顾业务中反映的智能技术尚不完善;此外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中设计的算法的中立性也存在争议;智能投顾开展中涉及的业务规范不够完善。第三部分,主要说明目前我国的监管现状以及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在智能投顾监管的隐患。首先在智能投顾的定位上,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限制,现在智能投顾还是属于法律关系的客体;结合到我国目前的宏观监管模式所以在监管上可能会出现权利交叉以及监管空白;现有法律框架对于智能投顾的规范,目前智能投资顾问的法律规制,将投资顾问局限于投资咨询业务领域,无法从事全权委托工作,法规监管框架对投资顾问界定过窄,不宜智能投顾的业务开展;以及监管规则中对于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不够。第四部分,参照域外的监管经验,对智能投顾业务提出监管建议。笔者认为从宏观方面可以促进我国从目前的机构监管模式转变为功能监管;早对于算法的监管方面,可以借鉴英国的功能监管模式,对于金融科技创新产品使用监管沙盒模式,即金融创新产品正式投入市场前进行风险测试,明确监管部门的监管义务;借鉴欧美智能投顾包含投资咨询与资产管理两方面业务的经验,为促进金融市场迸发活力,我国投资顾问的业务范围应当包括资产管理,这需要扫清《证券法》等上位法对于禁止全权委托的限制;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可以借鉴日本采取的投资咨询以及资产管理二阶牌照的准入模式;由于智能投顾是利用算法技术来展开投资顾问业务,真实的义务人隐藏于算法的黑盒后,现有法规体系对于真正责任人的信息义务尚无明确规定应当穿透人工智能技术,落实算法开发者的合规义务以及智能投顾运营者的信义义务,加强信息披露与完善风险规则机制;此外,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设置合理的投资者分类,明确投资者的准入门槛,加强投资者教育,支持投资者权益。